黄文通
父亲去世一年后，母亲仍无法走出那片阴影。她整日闷闷不乐，像是丢了魂。老家因为父亲的离开，更显得凄凉破败。我们兄妹几个住在城里，每次回去，看到院子里荒草丛生，窗棂上积着厚厚的灰，心里便一阵酸涩。我们商量着把母亲接到城里，可她死活不愿意，只是低声哭泣，反反复复念叨：“我不能走……走了，你爸该找不到我了。”
从院落的大门口到正屋，父亲用石子铺了一条路。落日的余晖照在这条路上，熠熠生辉，墙皮剥落的院墙，露出里面发黄的泥坯。院子里的枣树还在，那是父亲年轻时亲手栽下的，如今枝干虬曲，像是父亲干瘪的手臂。几只麻雀在枝头跳来跳去，叽叽喳喳的，倒给这死寂的院子添了几分生气。母亲坐在门槛上，手里攥着父亲生前常穿的那件蓝布褂子，眼神空洞地望着院门外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那条路，父亲走了一辈子——到村野田间，到热闹的集市，到远方的城市，到凄寂的坟墓，父亲踩过的脚印就是他一辈子辛苦的印记。如今路还在，人却没了。母亲说，她每天傍晚都要在那条路上待一会儿，总觉得父亲会从路的尽头走回来，笑呵呵地说：“老婆子，我回来了。”说这话时，她的眼睛是亮的，像是一盏快要熄灭的灯，忽然又被人拨了一下。
父亲的病来得突然。从发病到离去，仅四个月的光景。母亲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父亲住院的那些日子，她始终不肯去医院探望。我们一次次劝说：“爸恐怕不行了，您去看看他吧，他需要您啊。”母亲不说话，只是无声地流泪。眼泪顺着她满是皱纹的脸颊往下淌，滴在她粗糙的手背上，滴在她的衣襟上。她一个字也不说，就那么坐着，像是在跟自己较劲。我们心里明白，她是不忍心看到父亲躺在病榻上痛苦的样子，她承受不了那个残酷的现实。父亲的病来势汹汹，脸瘦得脱了相，身上插满管子，那样的场景，母亲哪里受得住？
我时常看到母亲一个人坐在灶房里。灶膛里的火早已熄灭，灶台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她就那么呆呆地坐着，手里握着一双筷子——是父亲在家时常用的那双，竹子的，用了好几年，筷子头已经磨得发白。母亲把那双筷子贴在脸上，闭上眼，像是在感受父亲手指留下的温度，又像是在隔着那双筷子和父亲说话。灶房里很暗，只有窗外的月光照进来一小片，照在母亲的半边脸上，白惨惨的。灶房里偶尔传来极轻极低的声响，像是母亲在喃喃自语，又像是锅碗支离破碎。
回到医院，我们问父亲，要不要让母亲来。父亲吃力地摇了摇头，眼里噙着泪：“别让她来了……我不想让她看见我这个样子……让她在老家等我吧。”他说话时，声音微弱得像风中的烛火，仿佛随时都会熄灭。他知道自己的病，我们也知道他的心思——他何尝不想见母亲，他比谁都想见她。可是，他太了解她了。他知道母亲脆弱，知道她承受不了那份煎熬。他在用自己最后的一点力气，保护着母亲。望着父亲蜡黄瘦削的脸，我们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掉。父亲见我们哭，反倒笑了，那笑容虚弱，像一张随时会被风吹破的纸。他伸出干枯的手，拉住我的手腕，用我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照顾好你妈……还有那个家。”我拼命点头，喉咙里却像堵了团棉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父亲和母亲结婚五十多年，养育了七个孩子。大半辈子，他们几乎一刻也没有分开过。可如今，生死两隔。母亲始终不肯相信父亲会撇下她先走。父亲也总说，有母亲在，他一定会好起来。他拉着我们的手说：“每次大难临头，都是你妈帮我扛过去的。过不了几天，我就能回老家跟你妈一块儿过年了。”他说这话的时候，眼里全是亮光，好像真的看到了老家的院子，看到了母亲在大门口迎他。可怜的父亲，就抱着这个回家过年的念想，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老家的大门上，母亲前些天刚贴了新的门神，灶房里还有母亲准备的过年的菜，她等着父亲回来过年。
父亲走的那天，一个人躺在冰冷的太平间里。里面阴冷，白炽灯发出惨白的光。母亲从家里抱来一床厚棉被，那被子是她和父亲一直在盖着的，被子上有父亲的味道。她哽咽着说：“大冬天的，你爸一个人躺在这儿，冷……我给他加床被子。”她守在父亲身边，握着他已经冰凉的手，喃喃地说着话，像往常一样。“你饿不饿？我给你煮了面，在锅里温着呢。”“天亮了咱就回家，我把院子扫干净了，鸡也喂了。”她说着说着，声音低了下去，低到只剩嘴唇在动，像一条快要干涸的溪流，还在固执地流淌。过了那一夜，母亲更显苍老了，头发更白了，白得彻彻底底，像是下了一场骤雪。
父亲要被送去殡仪馆了，母亲执意让灵车回老家绕一圈。车缓缓开过村口那棵老槐树，开过父亲和母亲年轻时一起挑水的古井，开过他们一块儿耕种过的田地，开过他们赶集时歇脚的石碾。母亲坐在车上，给父亲指路，声音不大，但清清楚楚，像是怕父亲坐过了站：“你看，这是咱家的麦地，麦苗出齐了。”“这是老王家的房子，去年翻新了，红砖红瓦的，挺好看。”“前面拐个弯就到家了，你认得路吧？就是那个门口有棵枣树的。”她说：“那是我和你爸一辈子的家，让他认认回家的路……我等他。”
父亲走后，我们怎么也不放心母亲一个人在老家生活，可无论怎么劝，她就是不肯跟我们去城里。她说，她一个人在家，心里踏实。我们说：“您岁数大了，身边没人照顾，父亲不在了，多孤单啊。”母亲却说：“我能行。这是老家，我和你爸的老家。”她倔强地守着那间老屋，守着那片土地。我们拗不过她，只好作罢。我们每周轮流回去看她，每次回去，都看见她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把那件蓝布褂子挂在门后，把父亲喝茶的杯子摆在老地方，杯里的茶叶每天都换新的。我们隐隐觉得，母亲之所以不肯离开，是因为她相信，父亲还在那个家里默默地陪着她。
后来我渐渐明白了，对母亲来说，家从来不是一座房子，也不是一个地理坐标，家是那个每天等她回来的人，是热在锅里的饭菜，是亮在窗前的灯火。父亲在，家就在；父亲走了，家就只剩一副空壳。母亲不肯离开，不是因为老家有多好，她固执地相信，只要她还守在那里，父亲就还能找到回家的路。那座老屋、那条小路、那棵枣树、那双筷子、那床旧被子——它们都是路标，是一个妻子为丈夫点亮的灯。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母亲也在父亲离去两年后随他去了。她去的时候很安详，像是出了一趟远门，终于要回家似的。每逢佳节，想起他们，想起那个荒草丛生的院子，想起母亲坐在门槛上的身影，想起父亲蜡黄瘦削的脸，心里便又酸又暖。我终于懂得，母亲的家，也是父亲的家，他们用一辈子守住的，不是房子，而是彼此。而我，也终于理解母亲当年说的那句话：“我不能走……走了，你爸该找不到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