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05月22日
第03版:特别报道 PDF版

她把一生都交给了曲艺事业

——项城籍河南坠子大师赵铮的故事(上)

赵铮作品。

赵铮表演河南坠子。 ▲

人物简介

赵铮(1925—2006),河南周口项城人,赵派河南坠子创始人、曲艺大师。她自幼浸润文艺,结缘河南坠子后博采众长、大胆创新,改编《摘棉花》等经典作品,形成独特演唱风格,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年近花甲时,她创办河南首届曲艺班,打破口传心授传统,十年间培养百余名曲艺人才,开创河南曲艺规范化教育先河,用一生践行曲艺传承与育人使命。

□记者 王锦春 付永奇

她历经磨难,铁骨铮铮,宠辱不惊;

她献身曲艺,德劭艺高,终成名家。

她,就是从河南周口项城走出的河南坠子大师赵铮。

纵观其一生,她始终恪守文艺初心、践行党员使命,扎根传统、守正创新,以毕生坚守与艺术奉献,诠释了一名文艺工作者对党和人民的赤诚担当,也见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发展历程。

风雨砺铮骨 红光照新生

赵铮的家乡在周口项城范集,她1925年出生于开封,幼名淑君。其父为清末秀才,身处动荡时局,虽有机会出仕,却不屑与腐败同流合污,毅然放弃仕途,在开封以律师为业。他性格耿直、乐善好施,不攀附权贵,坚决不受理有钱人的官司,对穷苦人的诉求却鼎力相助,不仅减免诉讼费用,还常免费提供食宿。虽为知名律师,一家人的生活却十分拮据。然而,他的美德为幼年的赵铮埋下了善良正直的种子,给予她良好的家风熏陶。

当时的开封作为河南省会,是中原民间文艺的大舞台,京剧、河南梆子等竞相登台,百花齐放。父亲喜爱京剧,常带赵铮观看梅兰芳等名家的演出;母亲亦爱听戏,大哥赵沨是艺术学校高才生,曾出演话剧。在浓厚的家庭艺术氛围浸润下,少年赵铮能歌善舞,尤擅京剧。

8岁时,她随父前往淮阳求学,不仅在学校登台演唱,还走进剧院表演,名字在淮阳县城家喻户晓。父亲看出她的艺术天赋,问她长大后的志向,赵铮毫不犹豫地回答:“想当电影明星。”父亲满心支持,有意送她前往天津戏曲学校,助她圆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火迅速蔓延至中原。赵铮的艺术梦想戛然而止,人生也陷入了漫长的苦难。日寇铁蹄之下,赵铮厄运连连:父亲离世,一家人失去了顶梁柱,瞬间陷入绝境。年少的她曾在抗日队伍中表演抗敌节目,也曾被国民党军官扣留软禁,更多时候则是颠沛流离、四处流亡。她饱尝人间辛酸,却始终保有一股不屈的韧劲。

1940年,15岁的赵铮回到项城老家。此后,她读私塾、当教师、结婚生子,艰难维系家庭生计。她曾奋力反抗恶势力、冲破封建枷锁,却终究难以挣脱时代的桎梏。抗日战争胜利后,赵铮拖家带口重返开封。1948年开封解放的消息,为她的人生带来了曙光。听到街头欢快的歌声,看到城墙上欢庆解放的标语,赵铮真切感受到“好日子真的来了”。她积极参与街道组织的做军鞋小组,因手艺精湛、认真负责,每次都受到表扬。不久后,她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穿上双排扣列宁服、戴上八角帽,心中满是对自由与新生的喜悦。历经十多年颠沛流离,赵铮终于找到人生的方向。她自作主张将“赵淑君”改为“赵铮”,立志成为一名铁骨铮铮的女性,活出尊严、实现价值。

党恩润心田 艺梦再起航

1950年夏,河南省立开封艺术学校面向社会招生,开设美术、音乐、戏剧大专班,不仅免收学费,还提供助学金。这一消息让渴望重拾艺术梦想的赵铮欣喜若狂,她毅然决定报考。经过严格考核,赵铮以优异成绩考入戏剧班。然而喜悦并未持续太久,现实的难题便摆在她面前:家中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丈夫无业,自己一旦入学,家人的生计该如何维系?

关键时刻,赵铮展现出女性少有的执着与担当——她不愿再错过这来之不易的圆梦机会。经过反复协商,她忍痛将大儿子送往乡下托付给亲戚抚养,将小儿子交给邻居照料,终于得以安心入校学习。入学开封艺术学校成为赵铮人生的关键转折点,不仅重塑了她的艺术生涯,更促成了她人生观的蜕变。

在政治学习中,赵铮第一次系统接触“唯物辩证法”“社会发展史”,认真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老师的启发引导下,她回顾自己坎坷的过往,客观看待自己的家庭出身,也深刻认识到,只有不断改造思想、提升自我,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与其他同学相比,赵铮更能体会到党的恩情:若不是共产党,身为两个孩子母亲的她,根本没有机会走进校园、学习艺术。共产党解放了她、拯救了她,她暗下决心,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用实际行动回报党的培养。她以赤诚之心向组织坦白自己的出身和经历,在班上作典型发言,主动接受组织考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她积极报名参军,用热血践行初心。

在专业课学习中,赵铮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全身心投入歌剧、话剧的排演与理论学习。为宣传抗美援朝,她参与演出现代豫剧《中朝儿女》。当时的豫剧舞台上多为古装戏,这部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现代豫剧一经亮相,便引起轰动,用艺术的力量凝聚起保家卫国的正能量。

苦学练真功 笃行悟艺道

一年后,赵铮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教授地方戏曲。尽管她自幼爱听戏、会唱戏,又经过一年系统学习,但走上讲台讲戏、传戏,仍感到力不从心。当时的地方戏曲多靠口传心授,没有现成教材,豫剧教学全靠教师摸索创新。

戏曲界有句俗语:“闯出来的江湖,逼出来的相。”赵铮深谙“逼”的意义,她下定决心:逼自己成长,逼自己进步,做一名让学生信服、让组织放心的合格教师。思来想去,她把自己“逼”进了戏园子。学校附近便有戏园,几乎每天都有演出,这正是她现场观摩、向演员取经的好机会。

当时看戏分坐票和站票。站票需站在木栅栏内观看,票价低廉,购买者多为人力车夫、泥瓦匠等体力劳动者。他们袒胸露背、赤脚摇扇,身上的汗水与劣质烟草味交织在一起,环境十分恶劣。更重要的是,站票席从未有过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赵铮当时的工资折合一百多斤小麦,还要负担两个孩子的生活,日子依旧清贫,根本买不起坐票,站票便成了她的唯一选择。就这样,她成了站票席里最特殊的存在。观众频频在台上演员与她之间来回打量,而赵铮毫不在意,趴在木杠上,一手托着笔记本,全神贯注地边看、边听、边记录,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她旁若无人地用手指打着节拍,嘴里默念唱词,一段慢板必听得真切、看得明白、记得清晰,学会一段便合上本子转身离开,再利用课余时间整理、消化。回到学校后,她连夜誊写笔记,请教音乐班教师修改完善,再交由教务处印成活页教材,发给学生学习。她就这样靠着“笨办法”,先后在戏园站着学会了陈派《春秋配》中“捡柴”一折、崔派《桃花庵》中“站门楼”一折,一点点积累教学素材、提升专业能力。

站着学戏的日子里,赵铮结识了豫剧、曲剧界的诸多名家与前辈艺人,并向他们虚心求教,不仅学到了丰富的戏曲知识,还掌握了锣鼓、化妆、身段表演等相关技能。夜深人静时,学校的操场就成了她的练功房,月光就是她的练功镜。她反复练习水袖、身段、台步、圆场,拉山膀、抄云手、学趟马,日复一日、勤学不辍。这份刻苦与坚持,为她日后创建赵派河南坠子、成为曲艺大师奠定了坚实基础。

结缘坠子艺 守正促创新

为更好地开展教学,1951年,赵铮开始接触河南坠子。她沿用观摩戏剧的方法,第一次走进了书棚。与戏园相比,书棚的条件更为简陋破旧:棚下摆放着窄矮的长条凳作为观众席,演员在土台上演唱,听众多为体力劳动者、市民老太太和进城农民。当时25岁的赵铮,身材苗条、梳着两条长辫子,身着灰色列宁服,与书棚的环境、听众的装扮格格不入。不仅听众注意到了她,就连演唱的艺人也频频侧目。但赵铮毫不在意,每次都独来独往,找个角落坐下,拿出钢笔和笔记本,边听边记,同时兼顾在戏园学习,做到戏、曲并进。学校领导看到她的努力与执着,有意培养她,校长谢瑞阶将学校仅有的一台留声机和坠子大师乔清秀的几张唱片交给她,供她学习使用。赵铮后来回忆道,她的坠子技艺,就是从乔清秀的唱片里听出来的,从书棚的观摩中学来的。她从未正式拜师,却把所有曲艺艺人都当作老师,虚心汲取各家之长,为己所用。

久而久之,赵铮深深爱上了河南坠子。她认为,坠子艺术纯真朴实,如同山野间的姑娘,既有“野气”,更有“灵气”,不受环境限制、不事刻意修饰,既能说古唱今,又能评古论今,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此时的赵铮,已下定决心投身坠子艺术,她不再满足于书棚里的观摩,开始主动寻访老艺人,央求他们传授技艺精髓。山东快书表演大家高元钧来开封演出时,赵铮场场不落。看完演出后她深受启发:曲艺创作与表演绝非易事,演员必须具备扎实的功底和丰厚的生活积累。为丰富自身艺术积淀,赵铮坚持学习大调曲子、京韵大鼓等艺术,博采众长、融会贯通。

凭借过人的天赋与勤奋,赵铮进入曲艺界不久,便练就了过目不忘、过耳能学的本领,无论谁的唱段,她一学就会。同时,她不盲从、不迷信,无论什么唱段、什么派别,都能客观提出改进意见。由此,同事们送她两个雅号——“录音机”“意见箱”。这两个雅号,生动刻画了赵铮既认真继承传统、又勇于批判创新的特质。也正是这份特质,让她在曲艺界独树一帜,最终成长为一代坠子大师。

河南坠子《摘棉花》是赵铮的成名作,并非由她首唱。初接触这个作品时,她发现原有唱段平淡生硬,无法准确传递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妇女幸福美满、欢快喜悦的精神面貌,便大胆进行改编。改编后的《摘棉花》,融入俏口衬字,唱腔热情大方、谦恭端庄,精准展现了新时代农村妇女的精神风采,每唱必获满堂彩,成为她的拿手好戏,也让河南坠子被更多人熟知和喜爱。

唱响京华地 艺韵铸荣光

赵铮的坠子演唱和豫剧清唱都极具特色,深受观众喜爱。因豫剧清唱模仿常香玉在《花木兰》《拷红》中的唱腔,她当时便有“二香玉”“假香玉”的美誉。她的坠子技艺源自乔清秀,却又不拘泥于乔派风格,有人说河南又出了个“乔清秀”,也有人称赞她是“河南坠子里的高元钧”。

听到这些评价,赵铮既欣慰又不安。她明白自己在曲艺方面有潜质,但更清楚,不能仅仅满足于“像常”“像乔”,必须突破模仿、实现超越。就在她迷茫困惑之际,身边的鼓励让她坚定了方向。有人质疑她进军曲艺界是“不务正业”,认为曲艺“下九流难登大雅之堂”。校长及时鼓励她:“旧社会唱坠子只出了个乔清秀,你比乔清秀条件好,又是党培养的新文艺工作者,为什么不能再出一个唱坠子的赵铮?只要认准正确的道路,就坚持走下去,不必在意他人闲言碎语!”

1953年,著名诗人徐玉诺观看赵铮的演出后,语重心长地对她说:“我看你的坠子比豫剧唱得好。豫剧你是模仿常香玉,唱得再像,也不是常香玉;但你的坠子不一样,听起来有乔清秀的韵味,却又不是乔清秀的调,你把它改了、丰富了,这才是正确的道路。不能停留在‘学谁像谁’的层面,那只是继承,要有发展、有创造,走自己的路。过去唱坠子有乔清秀,现在有你赵铮,这多好啊!努力吧,把咱的河南坠子唱好!”

“把河南坠子唱好!”这句话说到了赵铮的心坎上,也让她对艺术的继承与创新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明确了自己的事业方向——终生献身坠子艺术。从1951年到1955年,短短四年时间,赵铮从学生成长为教师,从模仿走向创新,人生目标愈发清晰。1955年,开封艺术学校改为开封艺术师范,部分教师调动工作,组织上安排赵铮到省文化局曲艺组担任专职演员,不再从事教学工作。这又是一次重大转折。赵铮拿不定主意,便给在文化部任职的大哥赵沨写信征求意见。大哥的回信简洁而有力:“凡是人民需要的,都是有前途的。”这句话点醒了赵铮,她欣然接受安排,正式成为一名坠子演员,从此全身心投入坠子艺术的创作与传播。

1956年8月,文化部和中国音协在北京举办第一届全国音乐周,赵铮带着成名作《摘棉花》代表河南参赛。这是她第一次参加全国性大赛。得知郭兰英、黄虹、周小燕等全国知名歌唱家也将同台竞技,赵铮心中难免有些紧张,担心自己唱砸了,辜负家乡人民的期望。她急忙给丈夫写信,倾诉心事。丈夫的回信朴实而有力:“你不要因为有名人参赛就紧张背包袱,考虑自己太多了。只要尽最大努力演出,无论成败,你都问心无愧。”简单的话语卸下了赵铮的思想包袱,让她以平和的心态备战比赛。

音乐周开幕后,郭兰英演唱《小二黑结婚》、黄虹演唱《绣荷包》,均获得满堂喝彩。轮到赵铮上场时,队友们都为她捏了一把汗,担心她压不住场面。可赵铮一登台,沉着大方的台风、稳健优雅的台步便让人眼前一亮。她向观众和伴奏人员谦逊示意,随后张口唱出“太阳出来满天霞”的第一个甩腔,台下瞬间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满堂叫好!演出结束后,她又返场演唱《大方人》,掌声依旧热烈,观众交口称赞。此次演出,赵铮与郭兰英、黄虹因同款装束(短裤褂、大辫子)和同样精彩的表演,被称为民歌曲艺界的“三条辫子”,成为当时曲坛的一段佳话。

更让赵铮终生难忘的是,音乐周期间,她和其他演员一同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见到毛主席的那一刻,她百感交集,千言万语涌上心头:“敬爱的毛主席,要是没有您,我赵铮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妇女,怎么能走进公费艺术学校,怎么能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是您给了我知识与智慧,给了我新生与希望,给我指明了人生的道路……”这份殊荣,成为她终生奋斗的精神动力。

扎根中原土 践行赤子心

《摘棉花》在北京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后,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专门召开唱腔改革座谈会,赵铮在会上作专题发言,分享自己的创作与改革经验,得到了赵树理、王尊三、白凤鸣、高元钧、陶钝等与会专家的高度肯定和赞扬,为河南曲艺赢得了巨大荣誉。此后,内蒙古、山东、河北等地纷纷派人专程到河南,学习《摘棉花》的唱腔与表演技巧,河南坠子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从北京载誉归来,赵铮满怀激情、干劲十足,更加坚定了“干一辈子曲艺”的决心。为进一步提高河南曲艺水平,组织上派她前往南京、济南、天津等地观摩学习。其间,她结识了更多曲艺界大家,对不同门类的曲艺艺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艺术视野也更加开阔。

这一时期,著名音乐家贺绿汀有意聘请赵铮到上海音乐学院担任教师。这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机会,赵铮却有些犹豫。关键时刻,她再次向大哥赵沨求助。赵沨断然否定了这个提议,在信中对她说:“坠子艺术是中原大地孕育的瑰宝,决不能离开它生长的土壤。”大哥的话点醒了赵铮,让她坚定了扎根中原、深耕坠子艺术的决心。

1957年,田汉先生来到郑州,得知赵铮与赵沨是兄妹,便问赵铮:“你唱坠子,赵沨同意吗?”赵铮坦然回答:“他非常支持我。我们是同胞兄妹,事业上各走各的路,前途与希望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能依靠别人,也不能借别人的光照亮自己。唱坠子是我自己的选择,大哥能给我鼓励,我就很开心了,这说明我选对了路。”田汉听后,连连称赞:“好!好!有理想,有骨气!”

风雨志弥坚 艺心永向党

1958年,在一次会议上,赵铮因批评曲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被错划为右派,随后下放劳动改造。即便身处困境,她也从未放弃自己热爱的曲艺事业,始终牢记党的嘱托,结合劳动中的所见所闻,编写了多个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曲艺段子,在农村演出时深受老百姓喜爱。在乡亲们眼中,赵铮不是什么右派,就是一个会说书唱戏、接地气、受欢迎的艺术家。

1961年年初,赵铮摘掉右派帽子,得以重返舞台。当时,她所在的单位由国营改为集体,好心人劝她也转为集体职工——以她的艺术水平,按份分账每月能拿到六七百元工资,是她当时工资的十几倍。但赵铮婉言谢绝:“我是党培养的新文艺工作者,不能为了眼前的困难,抛弃党给我的公职。在我心里,公职比金钱更珍贵。”领导见她生活困难,想让她写申请,批给她一些救济金,也被她拒绝了:“我这辈子从没向别人伸过手,更不能向党伸手要救济。我穷惯了,不觉得苦。困难的生活既能锻炼人,也能考验人。”有位局长了解她的处境,建议她去豫剧团,待遇更好,她也坚定拒绝:“虽然现在工作和生活有困难,但这都是暂时的。我和坠子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我有信心把坠子艺术搞好,我不想改行。”

当时,郑州老坟岗每天都有曲艺演出,赵铮的小段演唱深受观众喜爱,常常返场。这一时期,她改编创作了《玉堂春》《晴雯撕扇》《黛玉悲秋》《草船借箭》等传统曲目。随着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她又转向现代题材创作,力求用曲艺艺术反映时代风貌、传递正能量。

为了打造精品剧目,赵铮阅读了大量革命战争题材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书籍她反复研读,其中《红岩》中的双枪老太婆形象深深吸引了她。她决心创作一个歌颂英雄的坠子剧目,让英雄形象通过曲艺艺术代代相传。

在此之前,赵铮从未有过创作长篇坠子剧的经历,她便把自己构思的故事讲给养母听——养母是她的第一个听众,也是唯一的“试听众”。养母全神贯注地听着,当赵铮讲到一半停下说“妈,该做午饭了”时,养母急忙说:“慌啥,饭好做,你咋讲一半就停了?”赵铮笑着道:“妈,我试试你能不能听懂、想不想听。”养母认真地说:“咋听不懂?这老太婆真有本事、真胆大,她能救出江姐吗?”赵铮笑着回应:“我再想想,接着给你讲。”养母似乎察觉到什么,问道:“你咋突然给我讲故事?”赵铮坦诚地说:“妈,我想自己写大书、自己演唱。要是你能听懂、觉得好听,这书我就能写好。”养母深情地说:“闺女,你能写书自己唱,这是本事。写吧,我听着中,能抓住人。”养母的鼓励,给了赵铮莫大的信心和力量。

当时,家里没有安静的写作环境,人声嘈杂,赵铮根本无法静下心来创作。她想到郑州人民公园里有个茶馆,环境相对安静,便每天早饭后花5分钱买张门票进入公园,再花1角钱买一壶茶,中午啃个窝窝头,在茶馆从早写到下午4点。日复一日,坚持了一周,她终于完成了《双枪老太婆劫刑车》的初稿。随后,她反复打磨、不断修改,最终将这个剧目搬上舞台,成为许多演出的压轴戏,深受观众喜爱。

此后,她又陆续创作了《江姐险渡》《江姐上山》《江姐被捕》《小萝卜头》等系列作品。这一系列作品成为赵铮的代表作,她用曲艺艺术歌颂了革命先烈的崇高精神,传递了红色力量。其中,《双枪老太婆劫刑车》参加全省坠子会演,还亮相1963年4月在郑州举行的全国坠子流派座谈会,作为压轴演出,取得了空前成功,极大提升了赵铮在全国曲艺界的声望。

业界评价赵铮的演唱风格:润腔细腻,归韵讲究,洒脱灵动,收放自如,“刹那之间换身份”“方寸之地见光辉”,动静不大却功夫深厚。她创立的赵派河南坠子,兼具艺术性与思想性,成为中国曲艺界的一颗璀璨明珠。

“文革”时期,赵铮被迫停止艺术活动,被安排扫马路。即便身处这样的困境,她也从未忘记心爱的坠子艺术,手里握着扫帚,腰里别着简板,每当休息时,就掏出简板打起来、唱起来。附近的群众常常喊:“老赵,来一段!”她便欣然应允,边打边唱,依旧深受大家喜爱。扫马路的三年里,赵铮始终没有放弃创作,先后写出了《双桨》《十个大鸡子儿》《马路宴席》等贴近生活的坠子作品。她坚信,曲艺艺术不会灭亡,总有一天会重焕生机,观众也永远需要她。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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