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的春天，风还带着些微寒，便已吹醒豫东平原的泥土。父亲东拼西借，凑了四百二十块钱。那天出发去开封骡马市场时，天还黑着。
第二天早上，我在村口槐树下迎到父亲。一匹枣红马跟在父亲身后，朝阳的光辉温柔地铺在它缎子般的皮毛上。它四蹄雪白，右胯烙着“0719”四个焦褐的数字，左胯下有一片肥皂大小的干疤，像岁月烙下的沉默印记。
“军马，退役的。”父亲把缰绳递给我，手心滚烫。
家里没有牲口棚。我们将西厨房腾出来，父亲砌石槽，我垒草窑，我的木板床支在墙角。墨水瓶做的煤油灯一亮，晕开一团暖黄的光，这小屋，便成了我和它的天地。
夜里，我常被它踢槽的“咣咣”声惊醒，灯影在斑驳的土墙上晃动。添了草，它嚼食的“咯嘣”声，均匀而绵长，像夜的呼吸。我在这声音里重新睡去，梦里，都是青草和阳光的味道。
犁地时出了事。一辆摩托车“突突”驶过，喇叭炸响。枣红马双耳陡竖，一声短嘶，猛地将我拽飞出去。它拖着犁，冲进绿油油的麦田疯跑，苗毁犁裂。
当晚，父亲翻出旧三角带抽过去，脆生生的。马浑身颤抖，痛苦地仰头嘶鸣，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里，漾着一层颤巍巍的水光。我冲上去抱住父亲的胳膊，发觉那胳膊也在微微发抖。
“别打了，”我说，“我来调教它。”
夜里，我舀来温水，轻轻地淋洗它的伤口。水触到伤痕时，它的肌肉猛地收紧。我放轻了动作，它便慢慢安静下来，转过头，温热的鼻息拂过我的手背，带着青草的气息。月光从窗棂透进来，照在它湿漉漉的眼睛上，那里面，仿佛有星光在闪烁。
我的调教，从最笨的法子开始。不套缰绳，只是牵着它，在空旷的打麦场里一圈一圈地走。我跟它说话，说地里的麦子拔节了，说学校里的梧桐发芽了。起初，它竖着耳朵听，后来，便渐渐放松下来，会在我停下时，用鼻子轻轻地、试探性地碰碰我的肩膀。
最难的是让它不怕声响。我让弟弟在远处敲破铁盆，“咣当”一声，马惊得前蹄腾空。我不拉缰绳，只是用手掌一下又一下抚摸着它的脖子，声音低低地说：“不怕，不怕。”敲了三天，从五十米远到十米远，它终于能在“咣当”声中站定，只是耳朵，还会随着声响微微地转动一下。
再下地时，我走在马头旁。拖拉机“突突”开过，它浑身肌肉绷紧，我能感觉到掌心下皮毛的微微颤动。“不怕。”我低声安抚，手指轻轻梳理着它颈上的鬃毛。它昂起的头慢慢低了下来，稳稳地、一步一步地走完了那一垄地。
卸套时，父亲走了过来。他在裤子上搓了搓手，从兜里掏出一把炒得焦香的黑豆，犹豫了一下，轻轻放在石槽边上。马低头嗅了嗅，舌头一卷，豆子便消失在唇齿间，发出清脆的声响。
枣红马来后，我家西屋便热闹了起来。煤油灯把人影投在土墙上，晃动着，交织着。邻居二叔拿来手刻的木象棋，五六个人围着棋盘，吵得面红耳赤。“跳马！”“飞象！”震得屋梁发颤。枣红马安然站在角落，埋头吃草，“咯嘣，咯嘣”，那声音均匀而踏实，像给满室的喧嚣打着沉稳的拍子。
那年开春，姥姥病逝，家人奔丧，只留我看家。我将马拴在院中枣树下，坐在门槛上看《林海雪原》。正看到少剑波智取威虎山，忽闻“咣咣”声——缰绳空悬着，它竟自己解开了扣子，正甩着尾巴看我，大眼睛里似有一丝顽皮的笑意。
我慌慌张张去系缰绳，越急，手越笨。它瞧着我，忽然转身，小跑着出了院门。我拔腿就追。
它不紧不慢，出了村，走上乡间土路。它啃一口麦苗，等我追近，便昂头蹿出百米，停下，再啃。日头渐渐西斜，压在树梢上。我裤腿沾满了泥，嗓子干得发疼，它却在河坡上找到了嫩草，啃得正香，抬头时，长长的睫毛上，沾着细碎的金光，亮晶晶的。
太阳落山时，它引我到了大河桥头，那河水在夕阳下泛着金色的光。它回头望我，眼睛里是水一般的温柔。我走近，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它却没有躲。我伸手搭在它汗湿的脖子上，能感到皮毛下那有力的脉搏，一下，又一下。我脱下被汗浸透的衬衫，拧成一束，轻轻套在它脖子上，打了个活结。我牵着它往家走，蹄声“嗒嗒”，敲碎了漫天燃烧的晚霞。
自那以后，它再不乱跑。它成了村人最得力的帮手，拉犁直，耙地稳，往地里运粪，一车能拉别家牲口一车半。去粮管所交粮，八里路，脖下的铜铃“叮叮当当”，节奏总是稳稳的，仿佛岁月本该如此。
三月，村头的梨花开成了一片雪，香腻的气息，漫了满村。同学捎来消息：县中复习班，还有一个名额。
我坐在木板床上，煤油灯把复习资料的边角熏得发黄。枣红马在石槽边慢慢嚼着草，“咯嘣，咯嘣”。我伸手摸了摸那些粗糙的纸张，指尖传来熟悉的触感。那个被马蹄声、落棋声、草料香压在心底很久的念头，悄悄冒了出来，像春天的草芽，顶开了压在头上的土块。
那天早晨去学校时，天还没亮透。我给它添了最后一槽草，拌了比平时多一倍的豆粕。它低头吃了几口，抬起头看我，大眼睛里，映着晨曦的薄光。我伸手，摸了摸它脖子上曾被衬衫打过结的地方，那里的毛发，早已顺服柔软。它用鼻子拱了拱我的胳膊，湿漉漉、热乎乎的。
我抱了抱它的脖子，把脸埋进它温暖的鬃毛里，深深吸了一口气——有青草、汗水、泥土的气味，还有它特有的气息。千言万语，哽在喉咙里，最后只说出一句话：“好好干活。”
坐在复习班里，像处在另一个世界。满桌的油印卷子，空气里永远飘着粉笔灰。夜深人静时，我躺在学校宿舍的硬板床上，总会想起西屋那盏煤油灯，还有那清脆的、有节奏的“咯嘣”声。
半年后的一个秋日下午，我背着铺盖卷回家。院里静悄悄的，枣树的叶子半黄了，在风里“沙沙”响。我习惯性地望向那个石桩——只剩一个磨得发亮的缰绳扣挂在上面，在秋风里，轻轻地、孤独地晃动着。
我冲进西屋。石槽边，拴着一头半大的黄毛牛犊，正慢悠悠地反刍，知道有人进来，抬起眼皮，懒懒地瞥了一眼，又垂了下去。屋里，没有了熟悉的草料清香，只有淡淡的牛粪味。墙上那盏煤油灯还在，玻璃罩上，蒙了厚厚一层灰。
“大！马呢？”我冲堂屋喊，声音是颤的。
父亲从堂屋走出来，手里攥着旱烟袋。他站在门槛边，沉默了一会儿，才哑着嗓子开口：“牵走了。”
“半个月前，”父亲坐在门槛上，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火星子溅起老高，“我正套着马耙地，瞅见个穿旧军装的人，他在地头站了老半天。后来他凑过来，绕着马转了两圈，蹲下来摸那个‘0719’的烙号，摸胯上那个伤疤，然后，搂住马的脖子哭得嗷嗷叫。他说，这是他原来所在部队的马，叫赤焰。在老山前线，他负了重伤，是赤焰冒着炮火把他驮回来的，救了他的命。马胯上的伤疤就是那时留下的。他伤好后转业到地方，多方寻找赤焰，最终找到了这里。”
“那人要原价加五百块钱买回去。我说这钱不能要，早知道它是功臣，说啥也不能让它拉犁，还让它挨鞭子……”父亲的声音越来越低，他摸着门槛上的凹痕，指头抖得跟筛糠似的。
父亲顿了顿，喉结上下滚动：“它就那么静静地看我，忽然低下头，用鼻子一下下拱我的手，动作慢得跟拉磨似的，轻得跟棉花似的。最后，我死活只收了当初买它时花的四百二十块钱。那人红着眼圈，接过缰绳，突然立正，给我敬了个礼，说：‘我替老战友，谢谢您。’”
“车开动时，马站在车斗里，回过头望着咱的院子，望了很久。”父亲说完，起身走进院子，在石桩旁蹲下，伸手摩挲着磨得发亮的缰绳扣。秋风，卷起几片枣树叶，落在他宽厚的背上。
我站在西屋门口，指尖触到冰凉的石槽，耳边似乎又响起清脆的“咯嘣”声、“嗒嗒”的蹄声、“叮当”的铜铃声、棋子拍在木板桌上的脆响……所有声音交织在一起，越来越响，又渐渐低下去，最终，消失在秋风里。一回头，只有满院的寂静。
屋檐下挂着的干辣椒，在风里轻轻晃动，碰撞出窸窣的微响。那段踩着泥土、飘着草香、伴着马蹄声和落棋声的日子，终究是随着那辆军绿色汽车的“突突”声，消失在乡间土路的尽头，消失在一九八三年秋天的风里了。
很多年后，我在机关的宿舍里，还会常常梦见那个场景：枣红马站在车斗里，回过头望着我，大眼睛在夕阳下亮晶晶的。而我，站在老家院门口，手，还保持着抚摸它脖颈的姿势，掌心却空荡荡的，只有风穿堂而过，凉津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