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49年6月的一天，衡阳国民党空军司令部教育长王祖文像往常一样在办公室处理公务，突然，一个身高1.85米的30多岁的男子闯了进来。该男子就是我军隐蔽战线的特殊战士——杜建超。

此次杜建超只身闯入虎穴，是奉中央社会部中南局所属部门指派，实施策反国民党空军高级军官的一次特殊行动。

杜建超早年参加革命，一生经历坎坷与磨难，但对党的忠诚和信仰始终不动摇。现将其一生历程收集整理，以飨读者。

□刘战西

早年接受马列主义

树立坚定的人生理想信念

1916年5月，杜建超出生在扶沟县城杜街一个生活条件较为富裕的家庭。像许多革命前辈一样，家庭条件的优渥使他有了读书的机会。到了1921年，已年满5岁的杜建超开始在家读私塾。童年时代的杜建超，在私塾学习的都是《论语》之类的书籍，并没有接触到现代知识，更没有接触到救国救民的新思想。

上世纪30年代，扶沟县城陆续办起了新式学校，按照西方的教育体系，教授国文、数学、天体、物理等现代科学知识。经过几年的学习，杜建超小学毕业后考入吕潭中学。1933年到1935年，经过3年的努力，完成中学学业后，1935年秋，杜建超考入开封艺术师范学校。

这时的杜建超已是一个20岁的英俊青年，也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年龄阶段。1935年的开封，是河南省省会，是河南文化、教育、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各种新思想交会的地方，更是中国共产党开展青年学生运动的重要地区。杜建超入学不久，当时在开封开展地下工作的杜希唐（新中国成立后任河南省文化局副局长）、南长剑（西华逍遥人）找到他，了解了他的思想倾向，向他宣传革命理论，并把一些马列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籍转交给他。看了这些进步书籍，杜建超的思想渐渐发生转变，树立了为劳动人民求解放的坚定信念。从此，他积极参与党组织在学校开展的多种活动。当时，为了便于组织学生积极配合全国的革命斗争，进步人士在学生中建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外围组织，杜建超投身其中，踊跃参加各种活动。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爆发了有几千名学生参加的抗日救亡运动。游行学生高呼“各党派联合起来”等口号。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接着上海、杭州、广州等地，相继举行了示威游行。此时，河南省政府所在地开封也行动起来，杜建超所在的学校，在地下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师生纷纷走上街头。杜建超组织带领所在班的学生，投身游行队伍之中。游行学生还组织了卧轨活动，阻断经过开封的火车运行，有力地配合了学潮运动，对社会各界民众统一抗日认识产生了较大影响。杜建超在这次运动中表现出了较高的组织能力和动员号召力，成为一名踊跃的参与者、组织者，受到党组织的肯定和表扬。从此，杜建超走上了投身革命的漫长道路。

投身火热的革命斗争

为饥民谋生存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前期，在西华与扶沟交界的陵头岗、都城岗一带，就有了党的早期活动。路岩岭、沈东平、胡晓初等一批革命者，在那里创办了普理学校，并以此为据点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党员、建立农会等，成为豫东一带的革命小中心。

1935年的腊月，豫东大地一片萧条。在一个阴云密布、寒风凛冽的日子，杜建超趁着放寒假之际，按地下党组织的指示，来到陵头岗普理学校，参加由胡晓初、沈东平等组织的学习班。用先进的思想理论动员和教育民众，是当时豫东地下党组织的工作重点。他们利用农闲之机，动员扶沟柴岗、古城，西华艾岗、逍遥等地的农民积极分子来此学习，学习的内容是国内革命斗争发展形势、农村阶级分析、武装夺取政权等革命理论。

这年夏秋两季，灾害频发，扶沟、西华一带灾荒严重，到腊月间已是场光地净。由于西华一带灾荒严重，不少极贫农户家已经到了揭不开锅的境地。杜建超与已经发动起来的农民骨干一起，在侯香山、胡晓初的带领下，开展“打富济贫”的行动。他们组织农民，分路进入西华胡楼村，将大地主胡逊安的囤粮一抢而空。他们还到附近的村子，要求囤粮的地主开仓济民。经过斗争，他们帮助不少贫困农民渡过难关，也加深了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扩大了党的影响。

在“打富济贫”活动中，杜建超处处走在前头，积极踊跃，每到一处，就与地主积极理论，组织随同人员装粮、运粮，受到了党组织的重视，成为了骨干分子。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我党所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这年冬天，杜建超完成学业后，再次回到陵头岗一带，全面投入党的武装斗争。冬日的一天晚上，在陵头岗一间低矮的草房内，面对墙上悬挂的党旗，杜建超经路岩岭、张振洋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畏牺牲 抗击日本侵略者

1937年9月，国民党政府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抗御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在此形势下，我党的工作方针和武装斗争的对象都有了很大变化。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刘子久、王其梅、刘聚奎等同志到河南工作。除原有的沈东平、王子英、路延岭等领导人外，增加了王其梅、胡晓初、屈申亭等为特委委员，豫东特委的领导力量大大加强。

为了培养和壮大我党领导的抗日干部队伍，豫东特委按照上级指示和要求，选拔出了一批思想坚定、能力强的人员去延安抗大学习培训。

1937年11月下旬的一天，豫东特委负责组织的沈东平找到杜建超，与他细谈了上级的要求。随后，沈东平安排杜建超、张金荣、何洪寅等同志，前往延安抗大学习。几位同志简单准备后，就匆匆出发了。他们从西华出发，经过半个月的徒步跋涉，来到了千里之外的风凌渡，准备从这里渡过黄河，然后继续奔赴延安。

尽管当时已经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但国民党仍然在暗地里对各地青年前往延安加以阻挠。杜建超几人来到渡口，遇到守卫在此的国民党士兵百般阻挠。无奈之下，他们只能沿路返回西华陵头岗，另做打算。

1938年3月，我军早期著名军事将领，时任八路军晋绥留守处长的彭雪枫，奉中共北方局之命，来到确山县的竹沟镇，负责河南省委的军事工作。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缺乏干部。针对这一问题，彭雪枫采取延安抗大的做法——举办教导队（抗日干部训练班）。在党组织和抗日政权的安排下，扶沟、西华等地动员和组织数十名人员前来参加培训。这时，因国民党阻挠，未能到延安的杜建超等人，带着豫东特委组织部长沈东平出具的介绍信，来到竹沟参加抗日训练班。

培训期间，杜建超被编入第二中队，因有文化，被任命为救亡室主任。这些来自不同地区，出身、背景不一样的学员，在培训班中，主要是接受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期间，彭雪枫常常给学员讲国内形势、军事游击战术等。经过3个月学习，杜建超无论是思想觉悟还是军事技术，都得到了提高。

第一期培训班准备结束时，彭雪枫到西华、扶沟一带视察了解抗日武装情况。杜建超和其他几十位学员与彭雪枫一起回到西华陵头岗豫东特委所在地。这时，魏凤楼已夺占了扶沟县城。随后，魏凤楼任县长，并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积极发展壮大我党武装，建立巩固基层政权。我党领导的西华、扶沟一带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展十分迅速，得到了彭雪枫赞扬。

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在豫东特委领导下，扶沟、西华一带原有分散的武装力量进行了统一整编，共编成3个支队，每个支队下有3个大队，其中一个支队活跃在扶沟与练集交界的红花一带。这时，杜建超被任命为练寺区副团长，兼任手枪队队长。

1938年6月，随着徐州、开封的沦陷，国民党为了阻止日军向武汉进攻，在郑州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洪水一泻千里，扶沟、西华一带的良田变成一片汪洋，泛区内的百姓背井离乡，外出逃难。为了防止洪水淹没更多村庄，当地群众从吕潭到汴岗筑起一道防水堤，将扶沟分隔为东、西两部分，防水堤以东称为水东，防水堤以西称为水西。

从1938年年底到1939年，常有小股日军乘汽艇试图渡河到水西。针对这一敌情，豫东特委命魏风楼率领的支队与西华县的一个大队配合，共同防御西犯之敌。1938年8月，日军一个中队数十人乘汽艇准备从汴岗坡谢渡河西进。杜建超所在的抗日武装，早已严阵以待，等日军进入有效射程，轻重武器一齐开火，打得日军不敢靠岸。日军不甘心，与岸上的我军对射。在水中汽艇上的日军，因受条件限制，始终占不了优势。经过近一天的战斗，我军击沉日军3艘汽艇。日军见登岸无望，只得狼狈退回。

从1938年夏到这一年年底，杜建超所在的抗日武装，在汴岗、练寺沿水一线，进行了大大小小十几次战斗，每次都将企图西犯的日军击退，保卫了扶沟水西地区的安全。

1940年，随着豫东一带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豫东特委再次对活跃在西华、扶沟一代的武装力量进行整编，将两县的武装力量编为4个中队，杜建超任特务中队政治委员。部队整编后，即刻从西华县渡河东进。

当时驻防漯河、周口一带的是国民党马鸿奎部，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时有摩擦。一天早晨，哨兵报告称马军一部向我驻地包围过来。杜建超所在的中队立即应战，士气高昂，与马军激战了一个早晨。马军见无法得逞，只得退回。

当天夜里，杜建超所在的中队根据上级加强扶沟水西武装力量的指示，召开会议，决定由杜建超、路继祥、何化民等十多位同志到扶沟县组织地下县委。地下县委的工作任务是在水西一带打富济贫，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发展扩大武装力量，策反敌伪人员，组织小股骨干突击力量，惩治恶贯满盈的伪顽人员；采取多种手段和途径购买武器。

1940年春至1942年春，扶沟县委在杜希唐、施继恩、路继祥等人的带领下，以县城西南的柴岗塔湾为活动中心，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发动农民群众争取减租减息。杜建超当时负责县委交通，他与张振洋等同志一起化装成商人，经常到县城了解情况、搜集情报，把上级党组织和县委的指示传达给水西的党员。

多方筹集武器

发展抗日武装

1942年3月，天气渐暖。经过多方打探，县里的徐老师给杜建超传来信息，说是一位朋友有3箱子弹、3支手枪，可以带款去购买。杜建超立即向县委负责同志进行了汇报，随后带上200银元，与何化民、刘晓朴一起匆匆赶往县城。

在位于县城一条小巷的徐老师家，杜建超等人见到了卖家。由于带的钱不足以购买如此多的枪支弹药，他们决定在何化民家暂住一晚，待明天借些钱来，把那些枪支弹药买下。

他们奔波一天，很快就入睡了。睡到凌晨2点左右，杜建超被砸门声和门外嘈杂的脚步声惊醒，原来是国民党县党部得到消息，派县警察局马其昌带领十多名警察前来抓捕他们。随后，他们被逮捕至县党部监狱。

敌人不知他们的真实身份和来县城的目的，遂对三人进行严刑拷打。杜建超等人强忍痛苦，始终一字不说。敌人用尽了手段，因没有查到实物证据，就把他们关押起来。隔了两天，国民党扶沟县党部又把他们送到60里外的尉氏监狱关押。

他们被押送到尉氏监狱，照例又经受一番严刑拷打。在被关押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虽然遭到数次严刑拷打，但在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支撑下，他们始终守口如瓶，未暴露真实身份。国民党把他们视为嫌疑犯，因无证据，无口供，又不愿将他们放回，无奈之下，就将杜建超等人转送至西安劳动营。

杜建超等人去县城购买枪支弹药一去不归，共产党扶沟县委经多方打听，掌握了杜建超等人的情况。杜建超等人被转送至西安劳动营后，地下县委书记何介夫、杨之恒等同志也辗转来到西安，想方设法营救他们。

杜建超被送进劳动营后，因缺乏证据，国民党只能以嫌疑犯的罪名，将他们编入第二学生大队。巧合的是，看管杜建超的何泰丰分队长也是扶沟吕潭人，与杜建超是同乡。过了一段时间，二人渐渐熟悉起来，杜建超利用同乡关系与何泰丰套近乎，最终用真情打动了何泰丰。由于分队长权力有限，杜建超等人就通过何泰丰找其他头目。这时，何介夫等人把筹集来的400银元送给杜建超，让他分别贿赂几个大头目。这几个头目拿到银元，就上报劳动营，称杜建超等人没有什么问题，在改造期间没有过激表现等。最终，劳动营勉强答应放人，但要有当地社会名流出面担保。地下扶沟县委找到在西安从医的扶沟练寺人陈永善，陈永善积极出面担保，使得杜建超等扶沟地下党员逃出虎口。

1942年11月，历经近10个月的磨难，在共产党扶沟县委的努力营救下，杜建超等人经许昌回到扶沟，向组织报到，重新投入对敌斗争。

潜入敌人内部

利用多种形式打击敌人

1943年春节过后，根据河南革命形势的发展，按照中央社会部指示，我党决定选派立场坚定、有一定文化的地下党员，潜入敌人内部为革命胜利作长期准备。杜建超被选派到许昌，从事潜入敌人内部搜集情报、侍机策反瓦解敌人的特殊工作。

上世纪40年代，许昌工商业比较发达，国民党的军警、治安等部门都在此设有分支机构。许昌各种势力的存在，有利于我地下党员搜集情报和从事地下活动。

当年正月底，杜建超经熟人介绍，到许昌城关完小教学。许昌城关完小校长高洁亭是一个善拍马屁之人。一天，他邀请伪国民党县党部书记耿绍功到学校给学生讲话，大肆攻击谩骂共产党，对毛主席、朱总司令进行人身侮辱。耿绍功的这番讲话无疑会在不明真相、缺乏辨别能力的小学生心中埋下对共产党人仇恨的种子。事后，杜建超联络和鼓励几位倾向共产党的老师，做好学生干部的反向教育，并组织学生干部抓住高洁亭利用校长职务贪占学校费用的事实，多次到伪县政府呼吁，最终将高洁亭赶出学校。

杜建超的行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为了保存力量，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杜建超接到上级指示，离开学校，暂时躲了起来。

一个月后，风声渐渐过去，杜建超接到新任务，到许昌桂村小学当教导主任。过了一段时间，伪河南省教育馆从开封迁至许昌，而馆长杜振是杜建超一个家族的兄长。受上级指派，杜建超又利用这一条件，到教育馆谋了一个差事。

通过在教育馆建立的新关系，杜建超打入了国民党办的河南正义报社任编辑。报纸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工具，在这段时间内，凡是需要发表的文章中有攻击、污蔑共产党的字词，都被杜建超巧妙地换用了相对中性的词语，减弱了文章对共产党的恶毒攻击。过了一段时间，伪国民党县党部发现报纸上发表的有关共产党负面消息的文章中，原来的用词有了明显变化，便着手调查杜建超的身份和来历。敌方的举动很快被党组织掌握，便指示杜建超离开报社，给他重新安排任务。（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