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一生爱戏，年既老而不衰，而梅派艺术是她一生的最爱。

说起梅派的戏剧艺术，我总想起一件陈年旧事。30多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做东和几个相知在家煮酒论艺，历数国粹四大名旦。送茶水的母亲一听到“梅派艺术”就插话了：“还是梅派的好啊，你看人家唱得多大气，多么响亮有派头啊。”

我们一听先是一愣。

母亲接着说：“你听人家那嗓音，多么好听。那鹅毛扇一摇，简直把诸葛亮唱活了，说人家是‘活诸葛’一点都不假。”

听到这里，大家都看着母亲，并向她报以微笑，没谁“此梅非梅”地辩解。大家举杯慢慢地喝。

申凤梅先生的越调艺术是母亲的一生至爱，其中还有一段历史渊源。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第一次在周口人民剧院看了申先生的《诸葛亮吊孝》后，回家给母亲讲戏，主要说申先生的唱腔如何行云流水、高亢舒婉，听着让人沉静而专注，一招一式总能引人入戏。

母亲听了，叹了一口气说：“唉，几十年都没看过‘大梅’的戏了，这一辈子还不知道能不能再看上她的戏。”母亲停了一会儿又说：“还是在你姥姥家的时候，有一年‘大梅’的戏班子到俺村演戏。我看了她一场戏，就给你姥姥说那个‘大梅’的戏非响不可！你看，人家就是越唱越响，算是叫我看准了——那嗓门儿嗓音儿，你去哪找去？”

“那时唱戏的都吃百家饭，‘大梅’还在你姥姥家吃过两顿饭。我还记得，给她做的是油馍、炒鸡蛋。俺俩还说了话，一论年龄，俺俩还是一年的人。”

她为她年轻时看准了申先生在艺术上的将来而自豪。

母亲年轻时爱看戏，她也懂戏，还能讲戏，还会背不少成段子的戏词。只要听说邻近村子里有戏，方圆十多里她也会赶去看。赶会看戏，她最喜欢的是越调，可是看梅派的越调就那一次。

我的父亲年轻时拉一手大弦，可能是因母亲喜看越调戏，父亲多是拉越调，有时也拉大曲子。母亲曾给我说过，以前农闲时，父亲只要弦弓一动，全村子里都能听到，就会有不少人来听，有时还有外村的。院子里的人围得越多，他拉得越带劲，有时还有人趁弦唱上几句。

我隐隐约约地记得，月光下我坐在母亲的怀里，听父亲拉弦，母亲以掌击节，有时还小声跟唱。

父亲去世时我还小，弟弟和妹妹都不记得父亲。那以后母亲不再看戏了，话也特别少了。

母亲把父亲的那把大弦装进棉布做的长袋里，挂在床侧的墙上。我还记得母亲曾看着它发呆。为此我曾写过一首《母怜》，其中有两句“寂寂曲琴挂后壁，呆呆目光忆旧声”。

我天生五音不全，也不爱唱戏。弟弟在母亲的熏陶和支持下，上戏校专攻“黑头”，后来学戏有成。妹妹在母亲的熏陶下，喜欢越调音乐，大学时主攻古筝，她给我说过她爱古筝就是因为听越调的缘故，越调之声醇朴清越，和古筝音色很适配，想学成后为越调剧伴奏。后来她成了古筝独奏演员，登台演出常常演奏越调唱段，再后来教琴育人。

这也是作为儿女对母亲期望的报偿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日子好了起来，我们也都长大了，母亲又有了看戏的心情。再后来有了电视机、录放机，我给母亲买了录音磁带，后来又有了碟子。除了十里八里地跑着上外面看戏，她在家里也能看戏听戏了，最爱听的还是“大梅”的越调。

有一次母亲给我说：“‘大梅’不会再来庄子上唱戏了，不知道啥时候能再看一次她的戏。年轻时我就爱看她的戏，论年龄俺俩还是一年的人呢。”于是，我对母亲说：“您放心好了，一定要让您再看上她的戏。”

不久，听到申凤梅来县城演出的喜讯，全家人为之高兴，母亲听了更是合不拢嘴，全家看大师的戏已在眼前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剧团来县城的头一天，母亲得了急病被送往县医院，后一直昏迷不醒，全家甚至有了准备后事的念头。在医院十多天后病稍有起色，20多天后回到家里时，演出时间早已过去了。

母亲说：“不要紧，只要我身体没啥大碍，说不定啥时候还能看上‘大梅’的戏。”母亲的年纪越来越大，为了母亲的戏愿，我托周口的朋友打听申先生什么时候有演出，并请他订票。得到朋友的回复后，我和母亲坐公交车抵周口，住进了旅社。晚上，我陪母亲在剧院里看了申先生主演的《诸葛亮吊孝》。唱戏的人老了，看戏的人也老了。回到旅社，母亲说：“离上次看她的戏整整50年了，像我这十几岁看她的戏，现在还看她的戏的有几个？还和她在一起吃过饭说过话的还有几个？不多啊！”一生中，母亲看了申凤梅先生的两场戏——第一次和最后一次。

母亲的戏愿实现了，同时也圆了她一个多年的梦。

如今，年逾九旬的母亲白发苍苍，高直的身板也变得驼了，但听力依旧，仍然一如既往爱听戏，最爱听的亦然是梅派越调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