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慧

（接上期）

邓大哥看上去很老相，每根头发都挂霜，从根白到梢，像顶了一个白帽子，尽管他什么帽子也没戴。他眉毛没全白，被额头上的皱纹挤压着，像干涸的沟渠里两簇荒芜的杂草。鼻梁仍高挺，散落几片灰褐色老年斑，一根白鼻毛从黑洞洞的鼻孔探出，迎着风，细微地抖。

我很想知道他老婆跟什么人跑了，但邓大哥没有说，他说棉花：“这块地的棉花不太好，看上去一片白，其实没全开。你看这棉桃，花瓣还闭拢着，就像一个人没笑开，嘴巴半张着。”我仔细看，真像他说的那样，棉朵大都半裂嘴，白棉花的软舌头还没有完全伸出来。我用大哥的笔，连忙记下大哥的话，生怕像我的水笔一样，一转眼掉进棉棵找不见。

我边记边说：“大哥你的比喻真形象，看棉花的眼光也精准，看来是个老工龄的拾棉工。”

邓金国点点头，说：“断断续续有九年了，最早是2003年公家组织来的，那时俩月多才挣千把块，可是钱比现在的钱值钱，我回去买了一头驴，犁地种麦全靠它。”

我说：“你真会经营小日子。”

他说：“啥办法，日子到跟前了，人不能躲，扛上日子走，我就是这么一天天扛过来的。”

我记下“扛上日子走”，突然想流泪，赶紧抹拉一下酸鼻子，把眼泪挡回去。

我想听邓大哥讲他怎样“扛日子”，他却指了指地里的老乡说：“其实他们都明白这块地的棉花难拾，抠一天，还没有平时半天拾得多。可是大家伙儿都不说，这地老板眼下的日子正难过，他女人没日子了，前天从医院抬回家，还剩下一口气儿，儿女都从学校赶回了，守着妈。”

我惊讶，这地主也有难日子。邓大哥说：“因为年年来，老板都熟悉。杨老板是新疆本地人，人厚道，不爱多说话，从不短缺拾棉工的钱，一毛两毛也算上，可是他预支拾棉工的钱，十块二十都不要。他家今年没招人，老婆癌症要伺候。今年也该他不顺，四月份棉花刚出苗，新疆连续三天刮大风，气温降到零下几度，杨老板这块地的塑料薄膜被风全揭开刮走了，一百多亩地的棉花苗全死了，他蹲在地头呜呜大哭。后来，又补种这新品种，棉棵高，棉桃多，可是今年又冷得早，花桃才半开就冻伤了。杨老板今年赔大了。”

我说：“那他还不如咱拾棉工哩，一斤棉花一块钱，都兑现，不差钱。”

邓大哥说：“可不是，他今年的日子还没有咱们好过。”

我站起来看棉田，也确实，今天大家伙儿的速度都不快，人在棉棵里走不动，连四分之一也没拾到。

我问邓大哥不拾棉花时都干什么活？他说：“这几年啥活儿也没干，在家给三个孙子做饭，他们的父母都出外打工没在家。以前，我给学校、机关加工桌椅板凳。”

我说：“大哥还会木匠活？”

他说：“我十二岁就跟舅舅学做木工活，十六岁就会给人打嫁妆。二十一岁那年在湖南黄石山沟给人打嫁妆，这家闺女叫罗春和，十九岁，找了个婆家是长江边打鱼的，说好了明年三月来迎娶，她爹就把我和舅舅请到家。那闺女个儿不高，一张瓜子脸很小巧，手脚可麻利，干活时不会一步步地走，都是一路小跑。在她家不到半个月，我发现这闺女一步也不肯离开我，一天到晚在我身边转。我拿刨子刨木条，她就帮我扫刨花，我刚打开墨线盒，她赶紧上去扯墨线。我才坐下喘口气，她就立马端来一碗茶。有一次，大家伙儿围着饭桌吃午饭，我端起碗用筷子一扒拉，扒出两个荷包蛋，一桌子人都看我，我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憋得脸发烫，像只下蛋老母鸡。”

我往邓大哥脸上看，想找他当年那股幸福感。邓大哥说：“有一天深夜，我躺在靠窗子的竹床上，看窗外树影在月光下摇晃。看着看着睡着了，梦里听到有人哭，我一睁眼，罗春和正坐在我床边，脸上的泪跟水洗一样。她扑过来抱紧我说，‘小邓哥哥你带我走吧，除了你我谁都不嫁。’我吓坏了，推开她一个人跑到院子里，在树下坐到天亮。舅舅说，‘金国你快走吧，人家闺女有主儿了，不能等出事。你先走我掩护，这活儿我一个人干。’我就一个人走出山，刚搭上了一辆大客车，那闺女突然站在我面前，我走一站她跟一站，一直跟到咱河南。”

“在老家我们一连生了仨孩子，负担一天比一天重。我出门在外的时间越来越长，我想多抓几个钱，给春和和孩子一个好日子。没想到她会跟人跑，连这男人是谁我都不知道。村里人都说不认识，听口音像是南蛮子。那年，大儿子十岁，二儿子八岁，小女儿还不满四岁，都是离不开娘的时候，可是他们的娘却没影没下落。我找到黄石，找遍湖北，又找到湖南……我在外边满世界找，女儿在家害了一场大病，俩儿子烧锅做饭，差点儿把房子给点了。我一跺脚，不找了，管她娘的嫁给谁，我只要仨孩子。哪也不去了，在家种地，养孩子，农闲时给人做些木工活，逢棉花季节来新疆拾棉花。”

“可是最难累的活儿，还是给女儿缝棉衣。我一双使斧子、拿刨子的手，去捏一根小细针，直难为得我满头冒大汗。那回，我摆置了大半夜，好不容易把棉裤套好了，掂起来一看，一条裤腿厚，一条裤腿薄。没办法，拆了重做。这次把棉花放进称盘里，一点点地称，分成两小堆，塞进棉裤腿，这样，两条裤腿都一样薄厚了。”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