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堂

清明返乡祭祖，一踏入旧院，映入眼帘的便是肆意蔓延的野草。仰头望向那红砖蓝瓦的老屋，墙缝间剥落的灰土，像褪色的记忆簌簌掉落。那扇曾被我无数次推开的木门，下半截早已斑驳发黑、糟朽不堪，残破的纹理嵌满风雨的痕迹，无声诉说着沧桑。我久久伫立，凝视着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老屋，岁月的厚重与心底的眷恋，在静默中交织成网。

老屋坐北朝南，是院子中央后墙处的三间堂屋。听祖母讲，曾祖母当年就是在这屋前拜的天地。1956年，父亲在外工作，二大爷和叔叔翻修了老屋。他们用七层青砖砌地基，黄土掺麦秸垛墙，房顶苫上红瓦，还沿用拆下的两架旧梁。这在那时的村子里，算得上屈指可数的瓦房。

1975年，父亲病逝，这座房子建成已近20年，开始出现漏雨的情况。此前因父亲患病，家中早已入不敷出，翻修房屋计划搁置。父亲离世后，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翻修房屋更是难上加难。那段日子，我们最怕阴天下雨。每逢雨天，外头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雨停了，屋内依旧滴答作响。尤其是屋脊处漏雨最为严重，白天，母亲在屋中央东西摆一溜儿脸盆、水桶、瓦罐等容器接雨。夜里，母亲往往刚睡下一会儿，就得起身倒掉盆罐里接满的雨水。我们姊妹几个年纪小帮不上忙，母亲常常在半夜偷偷哭泣。作为长子，听到母亲的啜泣声，我心如刀绞，暗暗发誓：等我长大，一定要把老屋修好。

盖房准备工作始于我上中师一年级的暑假。姐姐积攒的工资、母亲卖棉花的钱和二大爷卖牛犊的钱，悉数交到我手中。攥着这些钱，我赶往4里地外的砖瓦厂，买了两万块红砖。当时正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生产队近乎名存实亡，但村民互助传统仍在——谁家盖房修屋，各生产队都会出人帮忙。

我们村有4个生产队。我和生产队队长们商量，帮忙派人派车出工一天。4个生产队共派14辆架子车，村民1天跑两趟只拉回1万多块砖。砖厂规定，出窑的砖仅保管1天，超期丢失概不负责。我递烟赔笑，甚至攀起亲戚关系，才说动砖厂负责人再看管1天。

我与队长们约定出工一天，实在难以开口再让他们派人派车。当晚，我摸黑赶到表姐家，向表姐夫求助。次日天一亮，表姐夫就开着手扶拖拉机到了我家门口。上午两趟运砖还算顺利，午饭后却风云突变，天空乌云压顶。我跑遍半条街借到一件雨衣给表姐夫穿，自己则扯块塑料布裹在身上。

拖拉机装满砖时，暴雨如注。表姐夫冒雨发动拖拉机，我蜷在车上，披在身上的塑料布被风吹得噼啪作响。拖拉机“咚咚”地碾过积水，往家的方向驶去。远远地，我望见母亲带着弟弟妹妹裹着塑料布，二大爷戴着旧草帽，他们在暴雨中等待的身影，和后来老老少少冒雨卸砖的场景，至今想起仍眼眶发烫。

当亲友得知我家计划盖房，纷纷主动帮忙。舅表哥是手艺精湛的木匠，说开工时会带着表弟第一时间赶来起架梁檩；姑表哥说，他家盖房剩余的几十根椽子可以全部给我家用；姨夫是经验丰富的泥水匠，说房子一开工他就掂着瓦刀过来。我的中师同学吴保友包揽联系包工队谈价格。

众人齐心协力，盖房材料如同春燕衔泥般，一点一点汇聚齐全。一砖一瓦、一檩一椽，都凝聚着亲友的情谊，准备工作也在这份温暖中完成。

1981年，我中师毕业返乡，3天后盖房工程便启动了。生产队调拨了8名壮劳力，他们将碾麦用的石磙立起，用四根木杠呈“井”字形捆绑固定，制成坚实的石夯。

“同志们用点劲儿哟！”“嗨哟！”“夯实幸福基哟！”“嗨哟！”……领号人嘹亮的号子声响彻天际，众人齐声呼应。随着“嗨哟”声，石夯一次次被高高抛起，又重重砸向地基，“嗵——”的声响中，我眼眶渐渐湿润，多年的祈盼就要实现。

上梁那天，天刚亮，我便赶往集市备齐祭祀酒肉与鞭炮。新房的门窗、房梁上，早已贴好祈福迎祥的鲜红对联。舅表哥说旧房拆下的榆木梁质地优良，虽历经岁月不弯不裂，还能继续使用，只需将一根变形的“叉手”换成新料，四块“稳梁板”原封不动地挪到新房。

正午时分，领班立于新房门前。他高举酒瓶，倾洒敬地，高声宣告：“良辰吉日，上梁大吉！”他目光环视众人后，猛喊：“吉时已到，起——！”刹那间，鞭炮齐鸣，墙下众人合力托举，墙上人员配合拉绳，房梁稳稳落在“稳梁板”上。

房子落成那日，我独自跑到西河堤上，嚎啕大哭。那哭声里，有大功告成的酣畅，更有压抑已久的委屈，烫脸的热泪与呜咽，在那一刻尽数融进了故乡的晚风里。

如今，暮色浸染下的老屋，与邻居家的崭新小楼形成刺目反差。算起来它已矗立四十四载，而那两架逾百年的房梁，依然氤氲着祖辈的气息，深扎在我的生命根系里。

我们这些从乡土走出的人，散落四方。或许此生难再居于老屋之内，但这里的每一寸砖瓦，都镌刻着我们成长的足迹。只要老屋还在，我便记得来时的路。它是情感的寄托，更是游子心中永恒的精神原乡，就像我最初踏入旧院看到老屋时，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记忆瞬间唤醒 。无论走多远，它始终在心中，从未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