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华

马年农历正月初四，料峭春寒还笼罩着中原大地，刘彦章的笔触，便随着一辆缓缓行驶的车，掠过绿油油的麦田，跨过纵横的河沟，停在了七里仓的将军路畔。这一趟探访，没有宏大叙事，没有激昂颂词，只凭着与何家四兄弟的促膝长谈，便将一卷隐藏在沙颍河波涛里的六代鹰猎传奇画面，轻轻铺展在我们眼前——

沙颍河的水，养了何家六代人，也养了何家六代的鱼鹰。从清朝光绪年间的何顺领，到民国时期拜师学艺的何清玉，再到技艺顶尖的何海镇，最后到如今鬓已染霜的四兄弟，百年光阴里，何家的命运与鱼鹰、与大河紧紧缠绕。那“脚踩两只船”的鹰船，是他们的舞台；那“猫腰、屈腿、屙屎架儿”的撑船口诀，是祖辈传下的箴言；那“吹火逮、齐领逮、翻鳃逮”的擒鱼技法，是刻在骨子里的绝技。老三何建朝说，他的功夫是爹用棍子敲出来的，那腰上的篙子印，跟着他快五十年——这印记，是疼痛的勋章，是技艺的凭证，更是传承的烙印。

文中的每一处细节，都藏着中原渔猎文化的烟火与风骨。何家放鹰，有独门规矩：不准连鹰带鱼一块儿往船上捞，怕鱼的黏液污了鹰毛，失了老把式的体面；舀鱼要快、准、稳，兜住鱼头方能万无一失，那尺把阔的鱼舀子，藏着千锤百炼的手感；甚至鱼鹰的习性、鱼的脾性，都被何家兄弟摸得通透——鱼鹰三层羽毛不沾水，冬天最是得力；鲤鱼聪明会“数网眼”，黑鱼凶悍却护子。这些细碎的认知，是岁月沉淀的智慧，是人与自然最朴素的对话。

文章对“技艺”的呈现，不是博物馆里冷冰冰的展品说明，而是带着体温与汗渍的活态记忆，比如对“打花竿儿”的描写：“两手执竹篙根部，把一丈五长的竹竿上下晃动，使之起伏如弹簧、弹跳如蛇行……青竹竿起起伏伏，如青龙点水，如绳鞭挥舞”……

文章写的不只是“术”，更是“道”。何家玩鹰的规矩里，藏着中国人朴素的处世哲学与生存智慧。“不准连鹰带鱼一块儿往船上捞”，是惜物；鱼多时“八十斤报成一百斤”，鱼少时“一百斤报成七八十斤”，是通达；“对扒”落水后“都得兑件衣裳”，是义气；“救人是良心”，是传承。这些规矩，如河底的卵石，被岁月冲刷得温润而有分量。这些江湖，没有刀光剑影，却有最动人的人情世故，没有成文的规矩，却有刻在心中的底线。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份坚守，终究难抵时代洪流的冲刷。文中，最令人感叹的，莫过于“传承”二字的尴尬。何家四兄弟的下辈儿，五个男孩儿，没一个愿意学这祖传的手艺。郭海山年近八十，吴家兄弟也已六旬，如今沙颍河两岸的鹰猎传人，早已寥寥无几。外出打工比捕鱼挣钱，更让年轻一代断了传承的念想。那锃亮的“周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牌子，挂在何家堂屋正中，更像一声无声的叹息——它能给予名誉，却留不住传人，保不住手艺。

刘彦章的文字是克制的，也是深情的。他没有刻意煽情，只是平静地记录着何家兄弟的讲述，记录着鹰船的颠簸，记录着鱼鹰的鸣叫，记录着那些正在消失的技艺与岁月。他写老门潭的传说，写白龟山水库的风浪，写新疆博斯腾湖的“五道黑”，这些文字不仅勾勒出鹰猎文化的广度，更藏着对这片土地的眷恋。

碧绿的沙颍河还在无声流淌，一如三千年前那般，可河面上的鹰船少了，渔火暗了，渔歌淡了，那人与河相依为命的老日子，一如河上的水汽，慢慢消散了。或许未曾散尽，周口的运河古镇、淮阳龙湖，也许能为这最后的鱼鹰部落搭建一个新的舞台。可我们知道，即便有了舞台，那些真正的绝技、那些与大河共生的智慧、那些刻在血脉里的传承，或许也难以完全复原。何家六代的鹰猎传奇，终究是一段越漂越远的无字之书。

马年的春风，仿佛还在耳边吹拂；沙颍河的碧波，仿佛还在眼前荡漾。那些鱼鹰的鸣叫，那些船篙击水的声响，那些老把式们的笑容与叹息，都留在了这些让人永远怀念的文字里。

《何家鹰》写的不只是鹰，更是人，是河，是正在消逝的乡土文明。它以小见大，通过一个家族、一门手艺，照见传统非遗在当代的生存困境，也留住了沙颍河最珍贵的记忆。《何家鹰》，不仅是一篇纪实散文，更是一份文化备忘录——它提醒我们，有些技艺，一旦消失，便再难重来；有些人与事，一旦远去，便只余乡愁。

读完全篇，满目萧然……

但愿——我们能留住这一份漫长岁月的乡愁。

但愿——千年河魂、一船鹰影，不在我们这一代消散。

但愿——渔舟唱晚的画意诗情，能以新的姿态，继续在中原大地流淌、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