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桥

(接上期)

出狱后的父亲，为了早日找到党组织，拖着病躯，来到许昌特别委员会，寻找原许昌中心县委书记刘晋。刘晋于1935年6月受中央委派前往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会议后便杳无音信。父亲暂时和党失去了联系，心情特别沉重，就像没娘的孩子那样无助。

就在苦苦寻找党组织的时候，1937年4月，漯河高中学生中共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队员白书章介绍父亲加入了民先队，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接着，父亲又在岗张村成立了西华抗日救国会，吸收当地进步学生参加，领导抗日救国运动，并秘密组织一批年轻人在漯河乘火车投奔红都延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革命的中坚和党的高级干部。

1937年底，共产党人胡小初在西华三岗举办抗日干部训练班，吸收父亲参加。其间，父亲和河南省委委员、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舞阳县人）取得联系。沈东平指示父亲在岗张一带继续开展抗日活动。1938年6月，父亲和共产党员陈子欣、王负五等人在郾城县河庄成立抗日的“保教委员会”，召集50多名农民武装和青年知识分子进行抗日教育和军事训练，为抗日培训人才。

父亲自从找到党组织以后，在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在豫东特委（机关设在郾城黑龙潭）、魏凤楼、许南游击队（临颍县境）、水东地委、新四军游击支队、冀鲁豫水西军分区，从事艰苦卓绝的抗战，直至抗战取得胜利。

解放战争期间，中共西（华）临（颍）郾（城）县委、县政府成立，冯高明任县委书记，父亲任县长。他们大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同当地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长期拉锯战。

战争是残酷的，在父亲晚年，我曾问他：“我村烈士张泉水是怎么牺牲的？”他对我说：1948的一天夜里，咱们的部队夜间行军，和国民党地方武装不期而遇，双方激烈交战。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分不清东西南北，混战之中，排长张泉水同志壮烈牺牲。这位曾经经过抗日战争洗礼的老战士在就要看到解放曙光之时，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父亲深情地对我说：“我们这些人的头颅都在裤腰带上别着呢，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

战争年代，我们的指战员不但要经受血与火的考验，还要和饥饿作斗争。在我年轻的时候，村里老人常对我说，你父亲跟国民党部队打仗可苦了，经常钻庄稼地，一钻就是几天，天当被子，地当床，喝不上水，吃不上饭，浑身长满虱子。我姐姐曾告诉我，父亲和一名战士执行任务时，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一连钻了三天庄稼地。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他俩几天水米未进，饥饿难耐，路过我村时，我的家人都在逃亡。父亲和战友趁天黑之时，翻墙到我四嫂家找东西吃。四嫂赶忙给他们炕了很多厚馍。我十几岁的姐姐这时刚好躲藏在四嫂家，她看到：父亲风尘仆仆，穿着便衣，光着脚丫子，脚板上扎满了蒺藜。姐姐无意中还碰到了父亲裤腰里别的盒子枪，不由得心跳加快，生怕父亲他们遭遇不测，于是用力推着父亲的脊背，让他们带上馍馍，赶紧越墙而走。姐姐满含热泪，目送着盼望已久刚归来，又踏上征程的父亲。

由于长期的残酷战争，在我1943年出生后的多年时间里，父亲都不曾回过家门。年幼无知的我还以为自己没有父亲。看到同龄的孩子都有父亲，我也幻想自己要是有个父亲能呵护在身边该多好啊！为了弥补心灵的创伤，有一天我突然眨着天真无邪的眼睛问妈妈：“人家小孩都有父亲，为啥我没有呢？咱也买个一个中不中？”饱受欺凌和苦难的母亲回答我的只是扑簌簌的眼泪和无奈！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反动当派曾扬言：“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抓住张仁甫！”我的家人随时都有遭到迫害的可能，被逼无奈，全家人只有逃亡。我们长期背井离乡、四处躲藏，又因为是“共匪”家属，亲戚朋友生怕招来杀身之祸，不敢收留我们。为了掩藏身份，我在南坡村躲避期间，舅姥娘交代我，别向别人说真实姓名，还给我起了一个新姓“南”。更无奈的是，在逃亡中，我的二哥先是跑到姨家，姨家怕遭到迫害，不敢收留，辗转到舅家、表叔家，最终由姑父家收留。我二哥白天藏在红薯窑里，晚上睡在磨道里，总算有了安身之处。每每想起这些心酸的往事，我们都会泪流满面。

由于动乱和生存环境的恶劣，我三岁的哥哥夭折了。逃亡的日子直到新中国成立才结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