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艳华

我常常怀着深深的感恩之心，思念着我的启蒙老师。是他为我打开了知识的大门；是他在我童稚的心灵里播下希望的种子。

我的小学是在一个叫大张庄学校度过的，它坐落在大张庄村东头。我还依稀记得校园没有院墙，四通八达，教室都是土坯房，低矮昏暗，房间格局很小。教室以麦秸为顶，层层苫上去，遇到下雨天，雨水顺麦秸秆下流，少有渗漏。教室里面是一排排泥台子，只有讲台才用砖头砌一圈，里面填上土封实夯平。黑板嘛，一块三尺长的小木板，用黑漆一刷即成。教室南边是一个宽阔的操场，没有任何运动器材，四周种着垂柳。春天，老师利用体育课教我们用柳枝编游击帽、拧笛杻，用柳叶折小船，做着各种游戏，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我七岁上学了，个子不高，上课时总是很规矩地坐在前排。从四年级到五年级各科课程都是由一个老师教的。那老师叫李长青，二十五六岁，大高个，微胖，剪着寸发，国字脸，眼睛不大，厚嘴唇，说话有点口吃，但讲起课来滔滔不绝，饶有趣味。 　

上三年级时，增添了一门写作课。我对写作一窍不通，每写一篇作文都要绞尽脑汁，不是咬着笔杆发呆，不交作业，就是东拼西凑，虚构乱写，应付老师。有时眼前闪现出事物的形状、颜色就是写不出来，只好用形容词轻轻带过。老师修改后的作文布满了红色的圈圈、勾勾，就像一个刚刚做过手术而又绑上绷带的人一样。老师的评语是：“文章空洞无物，病句仿佛清澈的湖水里填满了垃圾一般。”我看后，心里像吃个苍蝇一样难受。 　

李老师教语文的强项是写作和书法。他得知我以前的情况后，就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用抑扬顿挫的声音说到：“写作文如同盖房子，盖房子先设计图纸，然后按照图纸来建筑。写作文就要选好材料，确定重点一段段地来写，不可虚构……”他又说：“虚构下来的文章皱皱巴巴，没有色彩，也不可能是一篇好文章，所以文章一定要真实。”我听了半信半疑。李老师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便带领同学们做了“击鼓传花”游戏，再让我写作文。不知咋的，我写的这篇作文不仅篇幅长，还巧妙运用了拟人、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结尾段我还抒发了自己的喜悦之情。这和我虚构的文章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在李老师的耐心辅导下，我的写作水平渐渐提高。李老师教给我的写作方法，也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生根、发芽…… 　

李老师的书法在学校很有名气。他的毛笔字可刚可柔，钢时苍劲有力，柔时行云流水。那时，每周一下午是两节书法课，李老师早就准备好毛笔和纸，先教我们握笔的姿势、基本笔画，包括横、竖、撇、捺、点、钩、折等，说什么“逆锋起笔、中锋行笔、回锋收笔”，一边说一边示范。我迫不及待拿起毛笔时，才觉得这根长家伙一点也不好玩，拿着真别扭。我一横写过去，中间大、两头小，像一条泥鳅；一竖下来，干巴巴的，像一根枯枝。我的心凉了半截：“这毛笔字可比钢笔字难写多了，不学了。”李老师走到我身边，弯下腰，握着我拿笔的手笑着说：“点如桃，撇如刀，弯钩收笔用力挑。不要着急，慢慢写，熟能生巧。”我这才重新鼓起勇气继续练习……

李老师多才多艺。他不但课讲得好，还能拉能唱、能裁能缝。每到小麦收割的季节，学校号召老师带领学生到生产队大田里拾麦穗，使粮食颗粒归仓。我们挎一个小篮子，排着队、唱着歌，跟着老师到指定的田间拾麦穗。大家像比赛一样，连一个麦穗也不放过。累了，李老师就带我们到大树下乘凉，教我们唱《学习雷锋好榜样》《社会主义好》等歌曲。我们唱着歌，捡着麦穗，其乐无穷。秋季，玉米、大豆相继被送进粮仓，偶尔有些豆粒、玉米粒被抛撒在路边，无人过问。李老师就动员我们把路边的豆粒、王米粒捡起来，放到班级的布袋里，等卖掉后给大家做一套新衣服。我们一听高兴得一蹦三尺高。同学们每天上学时你一把我一捧地捡着，布袋里的豆子越来越多。后来也不知卖了多少钱，也不知李老师添上多少钱，他扯上两种新布，量量我们的身高，自裁自缝，给每个学生做了一条裤子、一件白色的确良短上衣。我们全班同学统一服装，站在操场上精神焕发，再伴着李老师的哨子声做着广播体操，那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快乐的时光总是弥足珍贵，短暂的经历总是耐人寻味。五年的小学生活很快结束了，我离开了启蒙老师，但启蒙老师的音容笑貌，还不时地在我的记忆中浮现，引起我的思念和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