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方案，也朝向进一步明晰产权、恢复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的方向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时期下我国的经济政策，必将延续３０年前改革开放的勇气和锐气，为开辟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３０年奠定基础。

　　３０年前，中国改革与开放的第一步发轫于农村。安徽凤阳小岗村大胆尝试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率先突破了“一大二公”禁锢下明晰产权的禁区，极大地提升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前夜的第一道曙光。

　　从此之后，中国改革走上了寻求制度性突破的道路，并以经济发展和所有制改革作为重点。３０年后，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这一次，我们的目光再一次聚集在农村。

　　进一步明确农民的土地权益，首先是保障农民权益，巩固土地改革成果的重大举措。一直以来，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十分模糊，为保障农民权益设立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往往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成为集体中的个别人侵犯农民权益的利器，城市扩张的步伐所到之处，强制拆迁所造成的农民权益损害比比皆是。事实证明，不确定的使用期限和模糊的产权归属，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也无法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进一步明确农民的土地权益，也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创造了前提。城乡二元结构人为划分了市场经济和自然经济的鸿沟，只有通过进一步确立农民的土地权益，才能打破城乡樊篱，为农民提供进入市场的入场券，为市场经济改革深化奠定基础。

　　进一步明确农民的土地权益，更为现代农业建设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制度保障。现代农业建设必然要求生产要素流转，而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就是土地。倘若农民对土地的权益仍然处于模糊状态，必然导致现代农业体系无法建成，或者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极大地损害农民的利益和生产积极性。因此，想方设法保障农民的权益，才能解除束缚农村劳动力发展的枷锁。

　　必须意识到，进一步明确农民的土地权益，我们还有许多困难要克服。

　　首先，必须强调农村权力结构和分配结构的改革。只有建立村民自治，民主决策的基层治理结构，才能公平地实现土地分配改革。只有建立充分市场化的农村合作组织，才能提高农民的议价权，最大限度地保障农民权益。这就意味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必须同步进行，以农村政治改革为经济改革保驾护航。

　　其次，为减少改革阻力，必须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一方面中央政府必须加大对农民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另一方面也必须将中央、地方的财政支出关系理顺，对地方政府的不合理既得利益予以坚决破除。

　　３０年不是中国发展的一个轮回，但是３０年的时间却能够让我们逐渐接近问题的核心。

　　□南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