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非常强调，这个政策已推行多年，为什么流转率一直不高？

　　段应碧：我记得１９８４年一号文件就已提出要流转，当时的说法是“向种田大户集中”，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但实际流转率这几年都不到２０％，大户形成也不多。我想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是农民的转移不够，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即使进城打工，他还是不能享受城市的各种保障制度，因此不可能有安全感地交出土地，即使是转让，也大都是给亲朋好友，随意性很大，形不成规模经营。

　　第二，我们的土地制度也有一些欠缺。比如承包权虽然是法定权益，但是很多地方政府对它不够尊重，为了城市建设可能想征地就征地，土地用途就改变了，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也是没有安全感的。

　　再者，没有服务机构，农民完全是在自发转让，所以我们现在提出要有一个土地流转服务机构，类似于一个中介，要逐步建立起来一个市场。

　　记者：这个市场是否应由政府主导建立？

　　段应碧：对，我们期望基层政府能有一个土地流转中心，比如有些农民可能不想进城打工，愿意在家种地，他去那个中心一看，就知道哪里有更多的土地可以承包，反之也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的转让价格可以完全市场化，让农民也多一些所谓的财产性收入。

　　政府还可以做两方面工作，一个是建立土地流转补贴制度，愿意流转的，政府给一些补贴，另外给种田大户一些资助。但不管怎样，土地流转率不会迅速上升，它最终还是依赖于城市可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多少。

　　记者：之前大家都很关心承包经营权是否可以抵押，但是从《决定》来看并没有松动？

　　段应碧：我一直认为土地抵押不现实。一方面是抵押过后，如果破产农民怎么办？另一方面从银行来说也不愿意要这个抵押，因为土地用途不能改变，银行以后收了这个地还要想把它再拍卖给谁种，这个非常复杂。

　　记者：不能抵押土地，农村金融会不会难以开展？

　　段应碧：农村金融不能建立在抵押担保的基础上，而是应当建立在对信用担保的基础上。从我国现状来看，要求农民拿出土地来做抵押物是不正确的，只有农村的大户和企业进行贷款时，才主要以抵押担保为主。

　　记者：目前国际社会面临金融危机，这是否会给农村改革带来困难？

　　段应碧：我的看法刚好相反，农村经济发展是有效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要维持经济的势头就要扩大内需。我记得上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央财政只有９０００多亿元，但是第一期国债就发行了１５００亿元。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基本建设来拉动内需，事实证明效果很好。现在我们的财政收入超过４万亿元，完全有这个力量从农村启动下一轮改革和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