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７０年代末，父亲溘然辞世。沿袭土葬的习俗，父亲长眠于故乡的田野，以２０公里的距离与居住在县城的母亲和我们姐弟遥遥相望。从此，那条由县城通往故乡的长路，一头系着父亲，一头系着我们，充满了思念，涌动着哀愁。

　　那时候，人们似乎都生活在贫困的边缘，我们家亦不例外。尤其是在父亲走后，母亲每月３０多元的工资既要维持我们的温饱，还要给我们缴纳书费学费，日子越发过得捉襟见肘。可无论生活如何窘迫，故乡的父亲始终是我们不变的牵挂。在我们读书期间，母亲几乎包揽了一年两次回乡祭奠父亲的“重任”。称之为“重任”，实在是因为当时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往返故乡全靠步行的缘故。

　　父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最让我记忆犹新。那天下着雨，母亲一大早便收拾利索，一手提了篮子，一手撑着沉重的黄油布伞出了家门。路上，风裹挟着雨丝躲过伞的遮挡，狡猾地扑到行人身上，湿湿冷冷，让人禁不住哆嗦几下。望着母亲瘦弱的背影渐行渐远，我不敢想像，那漫长的雨路她将如何走过。只记得那天天擦黑的时候，母亲踉跄着返回家中，双眼红肿，浑身湿淋淋的。当天夜里母亲发起了高烧，还不停地说着胡话，呼唤着父亲的名字。母亲这一病，直到一个月后才渐渐康复。

　　这样的情形大约持续了近十年，虽说后来从县城到故乡的路程大多铺上了柏油，虽说家里添置了自行车，虽说大姐毕业后下海经商能给予母亲一些帮助，但每回故乡一次，母亲照例都要躺倒几天，或病上一场。自此，归乡之愁以其特有的沉重聚于我们心头，再也挥之不去。

　　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我们姐弟４人终于陆续走出校门，各自有了工作。而已经掘到“第一桶金”的大姐率先买回一部私家车，这让我们归乡的心情轻松许多，但母亲的眉头却未完全舒展。原来，故乡小村距离最近的柏油路尚有３公里的土路，坑坑洼洼，晴天尚能勉强行车，到了雨天车就没了用武之地。不巧的是，每到清明节或父亲祭日前后，老天似乎格外伤感，十之六七都要下雨。

　　就在１９９５年父亲祭日那天，老天不由分说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上午，我们驱车飞奔，一路上谈论着各自的进步和收获。大姐谈起她在省城新开的公司，二姐炫耀自己升格为三级法官，哥哥自豪地亮出他的研究生毕业证，我则津津乐道近期又发表了哪些文章。母亲干脆把这一切归于她的名下，笑言若非她把我们养育成人，大家哪来这么多的成绩呢。

　　说话间不觉来到那条通往故乡的土路。当时雨过天晴，路面尚存积水。但我们仰仗开了越野车，丝毫没把母亲的提醒和糟糕的路况放在眼里。结果刚走几十米远车便突然“罢工”，车轮部分几乎被泥浆淹没。即便再加大油门，它也只是轰鸣着原地打转。大家只好望路长叹，母亲却是急得都要哭了。后来还是三叔开着自家的拖拉机把车拖出了泥坑。三叔告诉我们，这几年乡亲们都富裕了，家家添置了四轮车、拖拉机等机动车辆。尽管这段土路新近还补铺了砖渣，却经不住雨水浸泡和载重车辆的反复碾轧，如今路面已破坏无遗了。

　　有了这次教训，再逢雨天回故乡时，我们就自觉在土路前下车，一步步去丈量那黏重的黑土地。母亲从此养成了回乡前关注天气预报的习惯，一旦听得有雨就会眉头紧蹙，饭吃不下，觉睡不好，那３公里土路俨然成了母亲的心病。

　　转眼间，时针指向２００５年秋天。当年雨水很少，原想我们终于可一展愁容了，可天公不作美，就在父亲祭日前两天突然变脸。看着灰蒙蒙的天空，我不禁想起了母亲，想起了每到此时她的悠悠叹息声，便打了电话过去，试图宽慰受尽磨难的母亲。

　　不料想，电话拨通后，话筒那头传来的却是一串爽朗的笑声：“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以后回老家我们再也不用犯愁了！”原来，老家的三叔打来电话说，县里“村村通公路”工程全面铺开了，就在两个月前，小村通往镇上的３公里土路被修成平坦的柏油路，一直通到村子中央呢。母亲欣慰地说，以后啊，无论下再大的雨，归乡的路也都畅通无阻了！

　　听了母亲的话，我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路通了，母亲的心病没了，我们的乡愁也从此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