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现今，学界对本次经济危机的解释有很多版本。请问，你们的研究有什么独到之处，或者说，你们的研究和现有观点有何不同？

　　蔡银寅：事实上，对于本次经济危机的解释只是我们研究的副产品，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意外发现，从交易费用的一个新视角解释经济危机，可能是我们的独到之处，至少算是一家之言吧。两年前，我曾在《交易论》中提出一种观点：即全部的经济社会只包含两个过程，“生产”和“交易”。生产为社会提供全部的产出，交易为生产提供服务，是纯消费性的活动。有了这种界定以后，我们将不难发现，所谓的交易费用反倒成了社会的产出，并被统计到了反映经济增长的ＧＤＰ之中。然而，这一部分产出只是名义上的，并不能为社会提供真实的物质财富。经济增长的实质是一国生产能力的提高，所以ＧＤＰ就不能很好地反映经济增长的真实情况，因为其中包含了许多非产出性的数值。因此，我提出了要对ＧＤＰ进行修正性应用的观点。

　　当然，这种将经济社会分为“生产”和“交易”两个孤立的过程，并进行一系列修正性应用的方法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尽管我的观点受到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教授等教授的反对，但他们还是一致认为我提及了一个非常重要且有意义的命题。茅于轼教授也同样认为这一问题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于是，我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并希望有一天能将这一命题付之实践，进行经验性的证明。但由于条件有限，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且充足的经济史数据，这一点直到来到东南大学和杜凯博士合作以后才得以彻底改观。可以说，没有杜凯博士，我很难完成对这一命题的实证检验。

　　记者：刚才蔡银寅提到，和你合作以后，彻底改观了他的研究状况。请问杜凯博士，在你们后续的研究中，你承担了哪些工作，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杜凯：小蔡（蔡银寅）的研究主要是缺乏实践数据的证明，这一点正是我的强项，所以我们决定合作对其进行检验。他根据“生产”和“交易”分类的观点，提出了将交易费用分为政府和市场两个层面，并进行国与国之间比较的模型，但收集和整理数据并非小蔡所长。当他第一次跟我说起这个命题的时候，我即对他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要做的是一项非常繁杂的工作，那就是从各种渠道寻找世界各国的历史数据，两个月来，我几乎查遍了各国统计局的网站，此外还有世界银行、ＷＴＯ、联合国等各大统计机构。这些地方公布的数据往往口径不一，货币单位也不一样，我要一一换算。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精准性，这些看似很小的问题却耗费了我大量的精力。

　　记者：我似乎明白了你们的研究思路，既然你们从“生产”和“交易”的角度分析各国的经济运作情况，那么你们是否分清楚了各国的市场、政府和实际生产之间的关系？你们的结论是什么？又是如何解释这次经济危机的呢？

　　蔡银寅：根据我们的思路，很容易分清楚各国ＧＤＰ增长中市场交易费用、政府消费和实际生产的贡献比例，也就很容易用历史数据解释各国的ＧＤＰ增长。比如，冰岛从１９７２年开始，市场对ＧＤＰ的贡献就一直呈上升趋势，而实际生产能力却一直在下降，这就足以说明，冰岛从滞涨阶段开始，其ＧＤＰ增长就是靠市场维持起来的，并不是由其实际生产贡献的，所以冰岛最先破产。这种状况同样存在于像美国、英国、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实际生产对ＧＤＰ贡献较大的国家却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一些落后的国家，这和以往我们对发达国家的认识不同。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从上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自由主义抬头，各国都在依靠市场促进经济增长，其实这种增长只是名义上的，即各国的ＧＤＰ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实际生产能力的提高并没有ＧＤＰ所反映的那么快，尤其是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国，其ＧＤＰ增长几乎都是靠贸易维持的，所谓的贸易产出事实上就是交易费用，是一种消耗性的名义产出。由于市场创造产出更具有可操作性，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长则受到资源、技术、人力资本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所以各国政府都倾向于利用市场去获得名义上的高增长，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更可以利用其技术优势，获得更为有利的贸易地位，不从事生产即可从中获利。当这种状况发展到一定程度，市场被无限制地炒作以后，名义上的产出已经远远超过了实际的生产供给。这时候，一旦在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就会出现所谓的经济危机。

　　因此说，市场发展非常成熟的那些国家应该承担此次危机的主要责任。对发达国家生产能力过高估计、对经济增长实质认识不清、过度依赖市场和追求ＧＤＰ高速增长的错误认识早已经为此次危机埋下了伏笔。根据我们的理论假设和测算，像卢森堡、法国、美国、英国、比利时、希腊、瑞典等，这些国家既可能是危机的制造者，也可能是受冲击最大的国家，有的国家很可能从此一蹶不振。

　　记者：既然你们已经清楚地解析了世界各国的经济走势，能不能重点分析一下中国的经济现状。

　　杜凯：显然，由市场交易费用过大引起的危机必然导致市场的萎缩，这样，我国原有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必然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中国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具有很广阔的经济空间，如果一些企业能够迅速将目标转向国内，着重开发国内市场，就可以减轻经济危机的冲击。当然，这只是理想状态，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够看清形势，并成功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是对中国市场依赖型企业的一个挑战，尤其是对广东、浙江两省的民营企业来说，像市场膨胀时那样就地加工就能赚个盆满钵满的时代已成为过眼烟云，将一去不复返了。

　　记者：根据杜凯博士的分析，我国企业必然面临着转型，那么这种转型能给像我们周口这样的城市带来什么机遇和挑战呢？

　　蔡银寅：从市场角度看，周口的地理位置很好，很容易向四周扩散，形成一个市场圈层。那么为什么长期以来周口并未形成较为明显的市场中心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周口还没有形成明显的主导产业集群，就不能形成强有力的聚集优势，市场自然也就无从形成。因此，本次危机若能给沿海企业内迁带来新的动力的话，对周口来说可能是最大的机遇和挑战。问题在于，周口有没有能力承接这种转型。如果在周口建立一个“浙江园区”或者“广东园区”，照搬照抄一个东南沿海企业群过来，也许就会立竿见影。当然，这些都需要更为详细的考察和规划。

　　编者按：

　　２００６年，周口西华籍学子蔡银寅曾因非专业身份完成经济学理论专著《交易论》引发有关“蔡银寅现象”的讨论。本报曾以《象牙塔里的经济学》为题对他进行过专访。两年后，蔡银寅跨门类免试到东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攻读经济学硕士，成为一名“真正”的经济研究者。近期，蔡银寅和该中心的博士研究生杜凯合作完成了《交易论》中所提理论模型的经验证明，并意外发现，该研究似乎成功地解释了这次经济危机。因此，本报记者特就近来被热炒的经济危机问题采访了蔡银寅和杜凯博士，以解读本次经济危机的来龙去脉和我们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