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八，祭灶，敬神请祖年来到；除夕团圆饭，十五闹元宵，一炷香烟年味儿飘。
——乡俗民谣
１
年味儿，豫东大野的年味儿，过了农历的腊月初八，便由淡变浓了。我总觉得它是我的远代的爷爷酿造的一坛千年陈酒，不知曾陶醉过多少茬庄稼汉。而我的这位酿酒的先祖，肯定又非常地热衷于道德教育，但绝非四体不勤的孔夫子。他应该以务农为主，深知“汗滴禾下土”的滋味，深知乡亲们种田的辛劳：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年四季鞭打陀螺似的忙个团团转。直到进入严寒的腊月，冰天雪地，不得不停犁子住耙了，才能够放下手头的活计，消闲几天。
于是，我的先祖就抓住时机，以自己种出的黍呀、谷呀、高粱玉米呀作原料，用儒家的敬天行孝，兼之释、道两教的精气神当酵母，发酵烧制出一种品牌为“年”的神韵佳酿来。慰劳自己，更犒劳累死累活的乡亲，让他们借此也聚聚会，唠唠嗑，松筋解乏，并自然而然地受到道德的熏陶。不是吗？任谁在我的故乡过大年，即使你不善于“干杯”，启封的坛酒也会熏得你头晕脸红——红成田间淳朴无邪的高粱穗。
此刻，我也醉得双目蒙目龙了。明明是坐在老家大玻璃窗下的简易沙发上，明明是在看电视里赵本山送给新春的笑声，明明是久离甫归、霜染鬓发的白头人，眼前却总叠映着童年的篱院茅舍，以及家人、村人、族人们一起亲亲热热过大年的情景，且酒醉心明，从中还品咂出种种别样的滋味来。
２
其实，在童年模糊的记忆中，“年”首先是母亲烧出的套餐，虽然说不上丰盛，味儿却绝对地鲜美，胜过我后来吃到的任何生猛海鲜。那个甜，那个香，那个粘，那个爽……极夸张地诱惑着味蕾，使我禁不住嘴角流出“哈喇子”来。
一年前，母亲健在的时候，还提起我当初“慌年”的馋相。是的，学生娃时，我特别“馋”年，尤其巴望着过“腊八”。因为那时正是学校教唱“公社是棵常青藤”的一“大”二“公”的时代，家家穷得叮当响，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惟有从腊八至元宵一个多月里，才能隔三差五地吃顿纯米净面的“大年饭”，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不打喉咙里爬出馋虫才怪呢！
乡亲们讲究穷日子富年，尽管日常节俭得无法再节俭了，饭碗里清一色的红薯、萝卜、倭瓜汤，可到了腊八节，他们一准突然地慷慨了，煮起金黄、更金贵的纯小米的腊八粥来，有条件的人家，再在里面放几枚红枣，把原本苦涩的岁月，越发地煮成了一锅锅希望蒸腾的朝阳，一碗碗橙汁浸润的月亮。
母亲说，每每此时，我都猴急得鼻孔翕张。不过，总是一次次地咽回涎水，静静地听她讲完有关腊八粥的神话，讲完佛祖如何苦修六年，这天又怎样地打坐菩提树下食粥悟道，开始普度众生，然后，我才“小大人”似的，很乖地喝下一碗碗“佛”的种子。
接下来的祭灶糖。
接下来的除夕水饺。
接下来的大年蒸馍元宵汤。
我无一不扮演着“乖孩子”的角色。莫非贫穷能够使娃儿们早熟？我自小便学会了克制。吃了母亲用红薯熬作糖稀的“祭灶糖”，我竟然也像“上天言好事”的老灶爷，被紧紧地粘住了无忌的童言，一连数日，齿颊流蜜，口也甜甜，话也甜甜。大年的早晨，则懂事地随着父亲先敬神祭祖，再捧上一年难得吃上几次的蒸馍夹肉，向近房的寿星奶奶献份孝心后，才在“俺娃大一岁了”的赞许声中，咀嚼起浓浓的亲情。唯独吃过元宵后，我偶尔会傻傻地问母亲：“您说程咬金月月过大年，咱咋不呢？”母亲总是笑而不答，反过来问我：“你说呢？要天天这样山吃海喝，皇帝佬儿怕也要把江山吞进肚里吧？”
哦，在父母辈的眼里，“大年饭”毕竟太破费了，属于“败家”的行为吧？可他们却心甘情愿地如此奢侈一番，想来，一定因为喝多了先祖窖藏的酒。而以儿时的我看来，“年”就是做个乖娃儿，吃个肚儿圆。
３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家乡的年弥漫着一脉香火味。香火燃起的动作则是磕头作揖了。
敬天礼佛自不必说，即使祭祀小如谷粒的灶神，也有一套庄重得滑稽的仪式呢！
腊月二十三是先祖定下的祭灶日，乡亲们谓之“小年”。别看这灶神终日厮守在灶台上，被烟熏火燎得蓬头垢面，他可是上帝派驻家庭的监察神啊，得罪不起！主祭人一定由一家之主担当。
吃过晚饭，祭祀开始了。父亲在院中摆上供桌，请出灶神，把糖稀轻轻地涂在他的嘴唇上，再一家人焚香祭拜，然后点燃，名曰“送老灶爷上天”。边送边默默地祈祷：“老灶爷，您上天，上帝面前多美言，赐俺生活蜜样甜……”据说，这样就封住了老灶爷的口，他只能“上天进吉言，下界保平安”了。
到了除夕夜，烧的香更多。土地爷、财神爷……甚至磨盘上、鸡窝边也要燃上一炷，到处香火烁烁。是神？是仙？是一双双荧荧闪亮的眼晴？直盯得人诚惶诚恐，不敢有丁点儿的妄念了。因此，我以为，父母们给神仙上香，并非出于“敬”或“爱”，而是由于“怕”和“求”。真正引起他们怀念并献出感情的，应该也只有对先人们的祭祀了。
乡亲的除夕守岁，实质上就是对先人们的感恩、纪念。夜深人静后，香火蜡烛中，一家人静静地坐在供奉着先祖灵牌的堂屋里，听爷爷或父亲回忆他的父母、爷奶们善良、忠厚、勤劳、节俭的美德，直到大年凌晨，响起“噼啪”的爆竹声。
向先人敬香的次数也远比神们的多。去祖茔请祖，到家安祖，亲戚邻友们拜祖，一次次、一遍遍地燃香下跪，尤其大年的尾声——正月十五送祖，甚至会让你跪成条直不起腰的虫。
家乡元宵节的“闹”字或许改为“送”更为确切。这里没有耍狮子、舞龙灯的狂欢，没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浪漫，吃过元宵，孩子们挑着高粱篾子扎的灯笼，参加街头的灯笼会去了，大人则要到野外的坟地里送祖。
静谧的银镀的月辉里，座座坟茔间的烛光香火氤氲出一道梦幻般的风景，跪在爷爷、太爷们的墓前，我思绪朦胧，恍惚看到香们烛们正吐出袅袅的烟，蚕丝样，一缕一缕，将我缠作了茧中的蛹。
４
年复一年。是久而生厌？是到了青春反叛期？打从意识到神灵的虚无之日起，我对“年”的感觉和以前截然不同了。儿时香甜的套餐，变作刺鼻的残羹馊饭，悠远的香火倒成了罪恶的鸦片，散发着毒害人的大烟味，于是，我把敬神祭祖视为迷信愚昧，和家乡的贫穷落后联系在一起，开始了叛逆的行动。而当终于走出生我养我的村庄后，我一下子明白了，故乡的年味儿早融进我的灵肉中，纵有一百个不满，也背叛不了。
按说，如今定居城里将近２０年了，父母已辞别人世，不该再有什么牵挂了。可每每过年，我仍情不自禁地想回老家。许是见多了明枪暗箭的缘故吧，大年凌晨，听着家属院中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元宵夜晚，望着闹市上空五彩缤纷的礼花，我偏偏从中嗅到一股硝烟味儿，心里反而涌起莫名的恐怖和孤独来，感到空落落的怅然若失。失掉了什么呢？城里吃的、看的、玩的，一应俱全，够丰盛、够热闹的了。想清楚了，是怀念乡亲祭神的虔诚、敬祖的孝心，特别是他们互相拜年的亲情味儿。就不能不对自己曾经骂过的“迷信”“愚昧”进行反思，重新认识了。
也许那是我的远祖制定的一套德育方式吧，知道乡亲们认不得“之”“乎”，听不懂大道理，就将“敬”和“孝”的理念具体为祭祀的仪式，让你在反反复复的焚香下跪中，自然而然地接受善与孝与感恩的教育。家乡的“年”骨子里浸透了线装书的墨香味，把你陶醉成古典、古朴的庄稼人。任你脱掉农民服，换上机关装，也难掩住它留在你身上的“胎记”。
单位的朋友们爱笑我“土老冒”。的确，像只由蛹蜕变的蛾，我虽然破壳出茧了，但终究无法进化为公园里翩跹起舞的蝶，或枝头婉转鸣唱的鸟，多少次，走进带桑拿的浴池里，用加香的浴液狠劲地冲搓，也洗不去毛孔深处的泥土味。而且，尚未退休，便想叶落归根，便想再品尝一番家乡的年味儿。
５
今年，我回老家过年了。
昔日的亲情味仍旧酽酽，左邻右舍，五服嫡亲，争着设酒相邀，醉了我一回又一回。但我还是分明地感到，家乡的“年”变了：不仅饭菜越来越“接轨”城市，鸡鸭鱼肉端上了餐桌，其中的味儿也迥异于以前了。
腊八粥变成了八宝粥。
祭灶糖恢复了正宗的麦芽糖。
只是再没了父母一样讲佛祭灶的人。
连除夕守岁也不见了先人的灵牌，倒是央视一套定做的城乡一席的文化大餐，摆满了家家户户的堂屋，不时爆出主持人“拜年啦”的喊声。
记起一位哲人的话：上帝创造了乡村，乡村生养了城市。看来，生养城市的乡村老得先我退居二线了，现在是长得人高马大的儿子返家支撑门户。不知明年他会不会结伴圣诞老人，携着麦当劳走来，搞个彻底的“新桃换旧符”？果如此，硕果仅存的亲情味是否会随之泯灭呢？
理智告诉我，儿子取代老子是历史的必然。任何事物，只有勇于吐故纳新，才能保持蓬勃的生命力。古老的“年”也不应封闭、僵化，淘汰落伍的习俗，敞开胸襟，吸收一部分现代文明的基因，兴许正是它焕发青春的必由之路呢！无论如何，“年”不会消失。一如长城象征着民族精神一样，“年”是印在华夏儿女胸前的最醒目的文化名片，后人绝对舍不得丢弃。
但情感上，我却转不过弯来。想：不敬神祭祖，如何体现慎终追远的传统美德呢？“年”岂非丢掉灵魂，成了一饱口福、眼福的纯娱乐形式？淳朴的民风还能天长日久吗？
大年收尾之夜，几个村庄联合举办元宵晚会，高跷、唢呐、焰火、旱船……庶几赶上了城市的热闹。我无心观赏，独自悄悄地来到了灯火冷落的祖茔，站在父母的墓前，不禁悲从中来，往事如昨，而双亲都已经作古！我真想痛哭一场，以祭奠二老，祭奠先祖，祭奠我的逝去的青少年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