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四月天，王开文老师去世三周年了。在这三年里，我总常想起这位恩师。
在周口师专读书的时候，王老师教我们班的古代文学，那个时候我对他了解甚少，只是对他上的课感兴趣，二十多年了，他讲课的身影，他讲课的音容，他讲课的精彩现在还历历在目。
离开母校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我每遇难题就写信求教，王老师是无信不复。记得第一次问的是《二十史溯闰表》的事，中国正史有二十四史，可陈垣的这本专著为什么只说二十史呢？王老师很快给我回了信，只用两句话便使我恍然大悟，真令我自嘲自陋。从“弱水三千”到“中国历史的层累学说”，从佛教的“大乘小乘”到《红楼梦》的不同版本，每有所问总能得到他的赐教，很使我增益。
有时去周口，我总要去看望他。１９９５年１０月底，我在凤凰台花市选了一大盆初绽的矮化大朵金菊捧到王老师的住处。老圃秋容淡，黄花晚节香，他见了格外高兴，接过去放到向阳的窗台上，洒了水说“可以赏菊南窗下了”。那一天我们聊了很多。
王老师是１９３８年初中毕业，正值抗战花园口黄河炸堤，豫东成了水乡泽国。他逃到了南阳读完了高中就报考了兰州大学和当时的中央大学。到兰大报到后，又被中央大学录取，于是舍兰州到了重庆，大学毕业后到温州教书。
上世纪６０年代初的暑假，王老师回太康探家，天黑时在县城下了车直奔县高中，看有没有他认识的或认识他的人。全校只有一所房子有灯光。他刚到门前，屋里的人抬头一看问道：“王开文你啥时回来的？”２０多年没见面的初中同学竟然一眼认出他来，激动得都流下了眼泪。人生契阔，两人促膝深夜长谈。当老同学问他愿不愿回来，他断然作答：“只要需要”，老同学说不是需要而是太需要，啥时能回来？他说“现在都可以回来！”两人就此谈妥。
回到温州，他盘算怎样和校长讲。
一见校长的面，想不到校长突然问：“王老师，你说你回去探家哩，咋跑起调动来了？”这一问使他懵了。校长拿出太康县教育局函件让他看，他才感到太康的动作太快了。
办完调动手续携师母北返故里。从他讲此事的笑容里，让人感到他为他的这次选择而欣慰。
我告辞时，他从书架上抽出了他编著的《王新桢诗文选》，写上“李郁哂纳”加小篆印章递给我，并嘱咐我，发现文中有错讹之处，一定要记下来，以备再版时改正。
随着电话带来的方便，我和王老师通信渐少。
２０００年元旦，两班同学离校２０年又云集周口，在金桥宾馆师生相逢了。王老师寿过八十，对这位师中长者，同学们都前趋问候，合影留念。当同学拥着老师们步入餐厅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乐队管弦齐奏，同学们笑语喧哗，酒杯高举，共庆新世纪的第一天，共祝老师健康长寿。王老师看桃李满厅，欣喜而蔼然，愉快地接受学生的祝酒。有一位同学放下酒杯，高声倡言“师生相聚，岂能无诗！”当场献诵。因想同学念老师，那天，我写了《喜师生重逢》：负笈星散二十载，相聚还来颍水边。长忆泮池三年书，难忘金桥一顿餐。写好后，抄给王老师，请他指正。
２００２年夏，收发员拿一封李义收的信，问是不是我的。我一眼认出这是王老师写给我的。字写得比前几年松散而笔迹颤抖，看着李“义”学棣的称呼，使我感到老师真的老了。这封信除鼓励我终生学习，勤于笔耕外，还写道“周口师专‘专升本’上月挂牌，成为周口市惟一的高等本科院校，河北新校址面积五百多亩，正在大力兴建中。”喜悦心情溢于言表。我想之所以给我写这封信，是因他听力减退，怕在电话中不易沟通的原因。
我看后，怀着敬仰的心情立即写了回信。
时隔不久，他得知黄泛区农场正编撰场志时，又给我一信。信中说：“１９４５年８、９月之际，我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当时是大二，我约请西华、扶沟、太康等各县在国立中央大学的同学成立黄泛区同学会，并以之为名写出《意见书》，上送当时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要求在抗日胜利之后开发建设黄泛区。计当时的同学有西华的李炎、周口的靳炎、扶沟的樊守义和太康的张全才和我等。
以上情况你等编写《农场志》时可在相关处加上一笔，也是有意义的。《农场志》编好后，可赠我一册作为纪念。”
接信后不久我去看他，身体更显瘦弱，扶杖徐行，但精神矍铄，声音清朗而思维敏捷。谈到“黄泛区同学会”，他说，“虽然知道国民党军队炸开黄河，造举世震惊的人间悲剧，当时我们出于热爱家乡之心要求国民党政府建设黄泛区，理由只能说是抗日水淹日寇，豫东受害，全国受益。《意见书》写好后，我们三人步行送到全国政协大会秘书处。”他还说“毕业后，黄泛区同学会再也没聚齐过，有的离校后就去台湾谋生了。”
去年４月，我公干上海回来，得到王老师去世的消息，追悼会已过去几天，尽管他已是望九高龄，我还是觉得太突然了，尤其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没能亲与吊唁，实为一生之遗憾。
此生为能得王老师亲炙而欣慰，想起当年我在周师读书时因急病入院，王老师和张文礼老师一同去看我还恍然如昨，可两位老师都驾鹤远行矣。
不忘春风教，常怀化雨恩，在这四月天的哀思中，追忆往事以成此文，为先生三周年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