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７月１９日电（浦奕安）７月１９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国际著名东方学家、印度学家、梵语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教育家季羡林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举行。１９９３年，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第二次会议上，季羡林先生被选为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副主任。为此，记者连线采访了民盟中央组织部长陈幼平和民盟中央主席蒋树声的秘书吴会劲。

　　据吴会劲介绍，在季羡林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前往悼念，带去了民盟中央和蒋树声主席的深切哀悼。民盟中央主席蒋树声撰写了悼文《惟人惟学 惟人在先》，悼文说：“季老和任老都是民盟的前辈，是高山仰止的学问大家，更是遍被华林、为人师表的典范。两位长者，从容而平静地走了，而无数人追念他们，我想，这乃是缘于他们的道德文章，他们执著学术，淡泊名利，宠辱不惊，和那种无待于外的大爱之心在感动着人们。” 

　　季羡林简介

　　季羡林，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１９１１年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

　　曾在济南三合街小学、济南一中、山东大学就学。１９３０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１９３５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１９４１年获哲学博士学位。１９４６年回国，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１９５６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１９７８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

　　１９８４年研究所分设，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他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２４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叶火罗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

　　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季羡林近１０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季羡林自１９４６年从德国回国，受聘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中国东方学有季羡林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实为中国东方学之福祉。   （据新华网）

　　公众为何要强赐季羡林“国学大师”头衔

　　７月１１日晨，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辞世。虽然，无论是从季老实际的学术领域以及相应的学术成就、贡献，还是从季老自身生前对此的态度和心愿来看，“国学大师”都并不是一个恰当的头衔和称谓——关于前者，正如北大中文系教授温儒敏日前谈到的：“其实季老主要是研究印度学与古代印度文化、古代印度语言，并不是主要研究国学。”而关于后者，季老本人更是曾专门撰文、坚辞“国学大师”头衔：“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但所有这一切都并没有妨碍，今天人们仍然兀自坚定地将“国学大师”的头衔戴在季老头上，并以此为题，展开种种追思、缅怀活动。何以至此？

　　其一，对真正“国学大师”稀缺、零落现状，倍感焦虑忧切的社会情绪和心理。毫无疑问，当前，“国学”已成为一门声势极盛、趋之者众的显学，甚至越来越多地被赋予了像摆脱文化信仰危机、救赎民族国家自信的沉重使命。于是，诸如“读经”、“国学讲座”之类活动，蔚为大观、日渐热闹。但与这种热闹不相称的是，真正品学兼备、能被世所公认、并足以引领这一显学潮流的、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却显得极为凋敝、似有实无；相反，滥竽充数、装腔作势的伪大师、假大师，倒是层出不穷、时有所闻。 

　　此种背景下，向来以学问精深、为人淳朴、品德高洁著称，在其学术领域，无论国内国际均享有崇高声望和地位的季老，纵然国学并非其主要专业，纵然本人强烈反对，却一再被人们强赐“国学大师”的桂冠、以寄托其对大师的向往，无疑并不出人意表、难以理解。

　　其二，对产生、滋养国学大师的学术土壤、生态环境日趋贫瘠的恶劣状况，极为焦虑不满的社会情绪和心理。不能不承认，在季羡林先生这一辈学人中，包括国学在内的各个学术领域，大师级学者的产生率均相当高，如近年来先后辞世的便不可胜数——像钱钟书、李慎之、张岱年、费孝通、启功、王元化等等。在这一辈学人中，大师之所以能如此辈出，除了他们各自内在的优异学术禀赋之外，无疑更离不开滋养了他们坚实学术根基、健全学术人格的那个时代总体性的学术生态环境。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老一辈学人、大师纷纷凋零、仙去。今天，我们所属的这个时代，是否依然还葆有那份曾经孕育了季羡林等大师的学术土壤、生态环境？

　　只须翻看一下日前中国科协发布的一份２００８年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我们便能够得出完全否定的回答。该调查显示，“我国近半数科技工作者认为当前学术不端行为普遍”——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现象相当或比较严重。此外，“超过５０％的科技工作者对学术不端行为持宽容态度”。 

　　在一个甚至连学术底线——不抄袭剽窃、不弄虚作假都难以保证，大面积失守，进而被普遍宽容的学术环境之下，我们除了高山仰止、自惭于季羡林这样先辈的大师风范之外，还能拿什么去告慰他们，进而薪火相传、延续他们的学术遗愿？！ （据新华网）

　　季羡林先生语录

　　●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得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

　　●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 

　　●你们的生命只有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才有价值，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总是渺小的。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思想与感情矛盾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很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

　　●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