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公安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酒后驾驶专项治理行动。据悉，行动开展仅一周，就查处酒后驾驶2万多起，其中醉酒驾驶2052起。

　　毋庸置疑，行动能使“酒驾”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放眼长远，形势却不容乐观，因为酒文化的熏染、法律的欠缺、人们的短视等因素，“酒驾”已到了根深蒂固的地步，我们必须对症下药，多策并举方能取得成效。

　　教育先行，从驾驶员起步和学生时期开始渗透。如今，很多国家从初学驾驶者和新手司机入手，以多种多样、深入人心的交通安全教育使之明白“酒驾”的危害，自觉抵制酒后驾驶和醉酒驾驶。在加拿大，“反对‘醉驾’母亲协会”同警察和学校合作，利用多媒体展示等方式，向学生宣传安全驾驶常识和“醉驾”的危害；在德国，民间道路安全组织特地安排学生亲身体验酒后驾车的感觉，根据醉酒程度设定一种模拟驾驶装置，绝大多数学生的体验之旅都以“车祸”告终。

　　科技助力，在反“酒驾”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加拿大，因“酒驾”被禁驾3个月到1年后，相关驾驶员为取得新驾照，要在自己车上装上“点火互锁装置”，驾驶员每次发动车时必须吹气，呼气中酒精含量超过规定值，车辆无法启动；芬兰自2005年起参与实施一项名为“酒精锁”推广计划；瑞典有一种类似的酒精检测仪，皆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防止有“酒驾"记录的人再次犯错。

　　立法从严，让“酒驾”者面临最大风险。专家表示，与汽车交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酒后驾车违规处理过轻，违规成本与违规后果不成正比。德国法律规定，驾车者因饮用酒精饮料或其他麻醉品而影响驾驶能力，哪怕没有造成具体伤害，只要被查到就会被提起诉讼，至少禁驾9个月，并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罚款；日本则把劝酒情况作为犯罪加以规定和处罚。我们只有把“醉驾”中的极端恶劣行为提高到危害公共安全的高度，方能一惊天下。

　　同时，我们还可将酒后驾车与刑法、信用挂钩，督促驾驶者敬重刑法，敬畏生命，违规者不仅应承受暂时的名誉损失，还要承受永久的诚信损失。

　　总之，防治“酒驾”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惟有多方综合治理，才能成功阻止酒后驾车或减少其重新违法的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