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改革步入了深水区，各种利益诉求和矛盾不断凸现，面对纷繁的现实和突发的各种问题，作为领导者，不仅要善于学习新事物，而且要善于从伟人身上汲取营养，丰富自己。那么，一代伟人周恩来的领导方法更是我们现在学习的重点，本文仅从三个方面谈一下周恩来的领导方法。

　　一、交往的方法

　　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转移。周恩来的交往活动，都是有原则有明确目的的，归根结底是以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为转移的。尼克松在他所著的《领袖们》一书中写道：“周恩来是按照他的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利益行动”。周恩来十分强调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二者的统一。他多次明确指出：原则是前提，是不能让的。因为放弃原则就意味着丧失立场，但原则性要通过灵活性保证落实，二者是辩证的统一、有机的联系，不是简单的捏合。据熊向晖回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夕，白宫发言人齐格勒来华，提出在尼克松访华期间能通过通讯卫星播发实况，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因为美国政府已经准备了一个通讯卫星，只要求中方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站，费用由美方负担。我向周总理汇报说：既然美国政府已经作了准备，我们就不必花那么多钱为美国记者租用通讯卫星。周总理立即批评我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主权的问题，在主权问题上我们绝不能有丝毫含糊。你告诉齐格勒，第一，请他为中国租用一颗通讯卫星；第二，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美国要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第三，租用费与使用费都要合理。齐格勒听了以后，十分惊讶地说：“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我很佩服你们的总理处处注意维护中国的尊严。”周恩来既坚持了原则，维护了国家权益，又为对方解决了问题，实现了刚与柔的巧妙结合。

　　二、协调的方法

　　周恩来创建了一套以独立自主为基本立场，顺应新的国际形势，以和平共处为内容的崭新的总体外交政策。他创造性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基本准则。他认为，外交工作首先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去找“共同点”，要求同存异，大同中有小异，大异中有小同。如果连一点小异也不让人家存，一味强调完全一致，那就没有外交工作了。他还经常教导外交工作人员，对中间派要尽量团结、争取，不要先期定性，非此即彼，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不是革命派就是反动派，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在外交工作中，他把这些思想付诸实践，圆满地处理了许多复杂微妙的国际关系问题。

　　三、批评的方法

　　不批评人的领导者肯定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而不讲究批评艺术的领导者也同样不会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既要指出对方的缺点，又要达到教育和团结同志的目的，这是一门极难掌握的领导方法。周恩来在运用批评这一思想武器方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既然是批评，常常需要坦率、尖锐、不讲情面。该直言时不直言，也同样是不讲批评的方法。当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我国访问，由熊向晖陪同到外地参观。在看豫剧《穆桂英挂帅》时，蒙哥马利表示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呢？熊向晖解释说：“这是中国民间的传奇，群众很爱看。”蒙哥马利说：“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熊向晖听了不服气，当场把他顶了回去：“英国的女王也是女的，按照你们的体制，女王是英国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蒙哥马利被驳得十分窘迫。事后周总理知道了这件事很生气，立即直言批评熊向晖：“你讲的太过分了！告诉客人这是民间传奇就够了，他有看法何必驳他！他提出了和平三原则，难能可贵。你搞了这些年外交工作，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讽刺和挖苦决不是我们的外交。”这样率直严肃的批评，具有很强的刺激和警策力，使对方顿悟猛醒。周总理在这种率直批评中还巧妙地把疏导渗透其中，以理服人，从而增强了批评的效果。

　　（鹿邑县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