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议，今年重庆代表团也提出一个质询案。”

　　“我赞同，我们也要行使质询权。”

　　１０日下午，在全国人大重庆代表团第一小组会议室，平静的气氛被两位代表的发言打破，会场里一下子热闹起来。

　　“我查了资料，６０多年来，全国人大似乎只有在上世纪８０年代，由湖南代表团提出过一份质询案，而按照今年的常委会工作报告，全国人大要依法开展专题询问和质询。”民盟中央常委、重庆市委主委陈万志代表挥舞右手，侧过身子，目光透过镜片看着坐在一旁的蒲海清代表。

　　根据中国宪法和法律，全国人大具有监督权，人大监督是代表国家和人民进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监督。询问和质询是人大对“一府两院”实施监督的法定形式。

　　９日下午，吴邦国在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说，今年将选择代表普遍关心的问题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专题汇报，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要请国务院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答复问题。

　　“老实说，其实有很多代表的建议、意见和议案虽然没有用质询案的题目，但实际上也是在进行质询。”面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题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蒲海清想了想说。

　　蒲海清回忆说，当他担任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时，湖北代表团就曾在人代会期间提出，希望能就某个问题“聊一聊”。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一个代表团或者三十名以上的代表联名，可以书面提出对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门的质询案。

　　“人家用词比较客气，可我们也得老实作答，跟质询实际上也差不多。”蒲海清笑着说。

　　“在重庆市也有类似的情况。”紧邻着蒲海清的胡健康代表坐不住了：“市人大召开的时候，沙坪坝区和渝中区的代表都提出过类似的要求，但都是按照‘聊一聊’‘谈一谈’的方式进行，没有用‘质询’这样的字眼。”

　　现在公开行使质询权，提出质询案的一个困难是，资源往往掌握在被质询的部门手头，“你请人家吃午饭，人家就可能请你吃晚饭。”一位代表意味深长地插话说。

　　“如果我们积极行使质询权、提出质询案，不仅意味着代表权力的完全使用，可以提高履职水平和能力，也能进一步促进公民意识，是个不小的进步。”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代表在会议结束后对记者说。

　　（新华社北京３月１０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