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中时的语文老师，和我母亲同姓，她们都姓徐。我没有研究过徐氏祖源，因此，不知道母亲的徐和老师的徐是不是一个祖根？若是一个祖根，她们是不是一脉？若是一脉，她们的血缘是否相近？若是血缘相近，她们是不是亲如姊妹？

　　我的母亲出身农家，大字不识一个。她只有姓，没有名。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在我家的户口册上，母亲姓名一栏里，填写的是“钱徐氏”。这个名字好。好在它伴随我母亲度过了她进入我们老钱家大门之后的漫长岁月。购粮本上是这三个字，开会点名时用的是这三个字，下乡后工分簿上是这三个字。这三个字伴随她辛苦勤劳了一生，直到她突然去世。的确很突然。母亲的去世，在我心头留下了永久的遗憾。1991年，腊月初六，那年冬季难得的一个好天气。我找辆车子，要拉着病卧在床的母亲到医院看病。母亲一生没有坐过小汽车，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她在小汽车上安详离去，向天堂走去。我无助地呼喊！我绝望地大叫！我泪如雨下！我悲痛欲绝！可是，一切，都没有挽留住母亲迈向天堂的步伐！那天，我看见晴朗的天空中，有一颗星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悄然陨落！别人没有看到，只有我看到了。我的确看到了——这种用科学难以解释的现象一直萦绕在我心头。

　　老师不但有名，而且名字很好听，很知识化。老师的名字叫徐如侠，我查了“侠”字的含义，其中一种解释为“讲义气，肯舍己助人”。诗一样的名字，美丽，动听。名如其人，老师很贤淑，又是一个把别人的事情看得很重的人。四十年前，老师四十多岁，留着短发，面庞白皙，俊秀端庄，眼睛明亮。老师教我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我坐在教室里，听着老师讲课，她讲鲁迅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讲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把我带进了梦幻的时空里。她的声音清晰婉转，语速和缓，娓娓动听。她的板书从没有一个字是草率和仓促的，如她的人一样，永远都是那么端庄俊秀，那么淡雅平和。在我的印象里，老师从没有对我们发过脾气，即使犯了错误，她也不会大声斥责。但是，她也绝不姑息迁就。她会用目光凝视着你，用和风细雨般的声音把你所犯的错误指出来，直到你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并表示不再如此为止。有时候，真的很害怕那种目光。大多数时间，她的目光是淡定的，是柔和的，淡定柔和得如春天小溪里的流水。我们就在那潺潺的流水声中陶冶着自己，一天天长大。

　　老师生活得很苦，因为那时全国人民都苦。那是一所简陋的乡村学校，房子破旧，且又很少。老师带着自己的孩子，就住在校门口东侧的两间破屋里，门口里边是锅灶，紧挨着是临时架起的一张台板，上边摆满了锅碗瓢盆，再往里是一张大些的板子床，一张破旧的三屉桌，几张破凳子。屋子狭小，却布局、收拾得很整洁。这就是老师当时生活居住和办公的环境。我经常到老师的屋里去——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或请教一些问题，或装着找点什么。我觉得那里很温暖，就像雏燕偎依在母燕筑就的鸟巢里。

　　有一件事让我久怀于心。现在回想起来，那件事如果不是老师暗中的劝导，我的精神在当时有可能崩溃。我随父母下放的那个村子，给了我一种既苦又孤独的感受，我把当时的感受以“诗”的形式写在一个本子上。没想到这个小本子被一个邻居偷去了，他把本子交给了大队革委会，这成了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把柄。革委会和学校把我监控起来，让我反省，让我交代自己的罪行。我那时不足十五岁，面对着强大的压力，我恐惧得如遇灭顶之灾。我真的不知怎么办好，连死的心都有了。我蹲在一间黑暗的小屋里，心里是一种凄凉的黑。那时候，老师出现在门口，记得她是以找扫帚的理由来的。她看了我一眼，还是用那种平和的语气说，你还年轻，犯点错改了就好,事情总会过去的，说完又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凄凉的心有了一股暖意。这是在我“犯事”以后听到的一句最为客观公道的话，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把我作为反革命来对待的。我想，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老师也只能如此帮我吧？这就足够了，老师在我最绝望的时候，给了我希望和温暖，使我度过了人生最难逾越的坎坷。我感谢她！

　　在我十五岁之前，给过我温暖的两个女性都姓徐，她们一个是我的母亲，一个是我的老师；一个是给了我生命的人，一个是给了我思想的人。以至于有些时候，我都分不清哪些是母亲给我的温暖，哪些是老师给予的？

　　四十多年之后，我去看望老师。我是怀着朝圣的心情去看望一位我尊敬的女性。老师虽然已是八十六岁的高龄，但腰板硬朗，目光依然明亮，思维还是那么敏捷，散发出女性知识分子的气息。在我看见她的那一瞬间，我的眼前忽然闪现出母亲的面孔。我觉得她们异常的神似，她们都是银发飘飘，满面沧桑。她们很普通，普通得就如大森林中的一片树叶，但她们却美丽着。我想，世界就是因了这些普通母性的美丽而变得多姿多彩！

　　祝福您，我的母亲们！我在心里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