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月，晋裕汾酒有限公司在太原桥头街成立，公司总股本5000元，张汝萍等5人各认股金500元（共2500元），义泉泳以有形与无形资产入股，认股金2500元，经营方式由义泉泳供酒、晋裕汾酒公司经销。杏花村的东家和晋裕汾酒公司的董事会都聘任杨得龄为总经理。

　　杨得龄总经理在以往经营义泉泳的基础上，结合当时“有限公司”的一般章程，推行了新的会计制度，并形成了晋裕汾酒有限公司经营管理的“四项基本制度”，即股东代表大会制度，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层三权鼎力制度，薪酬“三三制”，用人避亲制。

　　晋裕汾酒公司每年召开一次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三年一选，监事会一年一选，日常事务，各司其职，遇到重大事件召开联席会议商决。该公司历届董事、监事，除张汝萍等发起人外，以后陆续增选的有冀贡泉（汾阳人，时任山西大学法学院院长、山西省教育厅厅长等职）、傅瑶（汾阳人，时任山西省银行副理）等许多山西省要员。

　　薪酬“三三制”，即薪俸由月薪、红利、红包三部分组成，其中的月薪又按优良、普通、劣等三个等级确定。红包又名“赏钱”，一年只有一次，奖优罚劣；红利以入股额、利润之多寡决定，年底一次分红；月薪分三个等级，劣等留用一年，仍无长进，年终即行辞退，表现好的可晋升普通级。当时中国普遍使用的分配制度是“年劳金制”。而这种有特色的月薪制不仅有一定的先进性，并形成了激励和约束机制，真正实现了“干部能上能下、收入能高能低、员工能进能出”。这样的管理制度，即便现在的大型白酒国有企业，也是很难做到的。

　　用人避亲制，是晋商的优良传统，也是杨得龄作为职业经理人的职业素养。从21岁担任酒坊三掌柜算起，到78岁从晋裕汾酒公司总经理任上辞职退休，杨得龄执掌汾酒事业长达57年之久。到60岁时，杨得龄已是儿孙满堂，却无一位亲人跟随其左右。由杨得龄可以看出，晋商纵横中国商界500余年，是有原因的。

　　据了解，上个世纪80年代，国营杏花村汾酒厂招录了杨得龄老先生的一名曾孙女，作为一名普通工人。这是笔者所知的杨得龄老先生在汾酒厂工作的唯一后代。

　　1932年，晋裕汾酒公司彻底兼并义泉泳之后，进入了黄金时代。该公司1930年的纯收益为3683元8角，收购义泉泳后利润大幅增加，1935年纯收益上升到8377元2角，1936年又增加到12544元7角，每股红利7．5元，红利率高达5％，日产白酒2000斤，并新建扩建了太原罐头厂、新华泰料器厂、平遥面粉厂、杏花村晋裕酿造厂和义泉泳造酒厂，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白酒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