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岸的小说都是来自生活，而不是来自概念或者理念，我以为，这是柳岸小说非常有价值的地方。文学作品应该是作家强烈情感的表达，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所以，小说来自生活，看上去不是什么很重要的问题。可问题是当下很多作家的文学作品并不是来源于生活的触动，而是源于理论或者概念。理论和概念作为现实生活经验的一种总结和概括，本来是可以用来指导文学写作的，但在当代中国作家的写作过程中，却出现了本真生活与写作分离，理念不是用来指导写作，反而成为写作题材的来源的荒诞现象。对此我们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当下流行的底层写作。在中国，底层一直存在，也不时有作家的写作涉及到这个题材领域，却也始终没有太多的作家同时关注这个题材领域。可是，就在这个世纪初期，底层写作的概念突然兴起。众多评论家、作家纷纷聚焦这个题材领域，评论这个题材多么有价值，这种关注也导致更多的作家纷纷涌入这个题材领域中，不管自己是否真正了解底层，是否真正体验到底层生活的切肤之痛。这种没有生活切身体验的底层写作凭借报纸或者网络的相关新闻报道，和自己天马行空的想法，凌空蹈虚，创作出所谓的别出心裁的底层文学作品。当然，这样的作品可能在构思上会是奇巧的，可是，它们没有包含作者最真诚的情感触动，自然也无法给读者真正的感动。在这样一个文学大背景下，柳岸仍能坚守自己最熟悉的题材领域，坚持表达生活给自己带来的切身感受，而不去追风赶潮，这使她的写作呈现出了独特的价值。毫无疑问，《我干娘柳司令》中翔实丰富的生活细节说明了这部小说也是一部深深植根于生活的作品。
《我干娘柳司令》在当代中国乡土叙事中，有着独特的价值，这个价值首先就表现在小说叙事视角的选择上。对于乡村题材叙事，当下比较常见的处理方法有几种：一种是所谓的底层叙事，以描写乡村的破败与苦难为主旨；一种是以知识分子眼光为视角的启蒙立场叙事，主要描写以经济为先导的都市现代性文明对乡村的侵入，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对乡村存在的传统文化的破坏；一种是带有主旋律意味的乡土叙事，主要描写乡村如何走向经济的富足，以及乡村怎么摆脱劣根性文化的桎梏。《我干娘柳司令》的叙述视角和上述几种有明显不同。《我干娘柳司令》中的叙述人是史战胜，此人的身份是中学老师，这个叙述者的身份决定了整部小说的叙事视角。作为一个中学老师的史战胜不是政府官员，这样，他看待问题的方式就和官方立场保持了距离，甚至对官方还有着或多或少的批判和讽刺，比如小说中对县领导推广种植苹果树的批判，对县里面数位领导因为柳司令一个普通农妇的唱戏而升官的讽刺，都属此类。这样就使得小说避免了陷入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可能。史战胜虽然是一个知识分子，可是，这个基层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深度显然还不足以让他对文化、对国民性等问题有更为深入的思考，于是，这也就使得小说避免了写成知识分子文化批判的可能。而且，史战胜是柳家集人，对当地历史，人物纠葛了解很多，同时，他又是柳司令的干儿子，并且和干娘柳司令感情深厚。这种身份和感情使得史战胜在讲述柳司令故事的时候，更多采用了直指人的日常繁琐生活的民间视角。这个独特的叙述视角，使得《我干娘柳司令》脱离了上述的几种乡土叙事类型，从而具有了自己的独特性。从这个叙述视角出发，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从启蒙视角、主旋律视角，或者底层视角遮蔽下敞亮的乡村。我这么说不是强调这种民间视角的乡村变迁，一定就比主旋律视角下的乡村书写或者启蒙视角下的乡村书写更有价值，问题是，当文学作品中关于乡村的想象完全被官方意识形态或者知识分子精英话语控制的时候，能够有来自民间的声音诉说农民眼中乡村，农民眼中的乡村变化，显然就具有了独特的意义。所以，《我干娘柳司令》中既有老太太柳司令对文化被产业化后给生活带来的不便表示的愤怒，也有对随着经济发达而改善的生活的满足。在某种程度上，我以为，柳岸在这里是触及到了更为复杂更为多元的乡村，而不是一种理念指导下的单纯的乡村。所以，《我干娘柳司令》这部小说很大的一个价值就在于凭借这个民间视角脱离了种种外在理论、意识形态的桎梏，写出了更接近乡下人眼光的混沌复杂的多元乡村。这是对当下乡村叙述的一个非常有必要的补充。
柳岸对这部小说用意很深，她显然想凭借这部小说来建构一部地域文化史诗。她不仅在叙事视角上有意采用了民间视角，而且，在叙事语言上，她大量使用地方方言，在叙事的过程中，又不断加入对地方风物、民俗的介绍，她笔下的主人公柳司令，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带有中原文化精神品格的老太太。当然，在对小说主人公柳司令塑造的过程中，柳岸的小说叙事主旨也一步步呈现出来——弘扬传统中原文化精神。从启蒙的眼光来看，柳司令身上同时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点和劣根性，事实上，小说也描写了柳司令身上存在着的诸多局限性，比如她的愚昧。小说中的柳司令曾经是革命积极分子，甚至一度成了“公家人”。柳司令成了“公家人”不是因为她对“公家”的政策、思想有多么深刻的了解，然后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愿意为政府服务，而仅仅是因为“公家”的代表老陈对她很好，她就感觉受宠若惊。而在当“公家人”受阻后，她又下定决心，不再当“公家人”，甚至几十年之后还不准他儿子进大队当干部，虽然她对公家的事情一向很支持。在这里面，柳司令对公家的态度呈现出某种暧昧的色彩。这显然是由于她精神的愚昧造成的。当然，柳司令的精神局限性还不止于此，比如小说中写到的对基层政府官员的盲从、对左倾政策的盲从，等等。可是，在这部小说中，这些显然不是柳岸表达的重点——虽然柳岸并没有讳言柳司令的局限性。柳岸更加强调的是柳司令身上的优点：勤劳、善良而不懦弱、乐天达观、心胸豁达、坚韧、感恩、孝顺、与自然和谐。借助对柳司令这些优点的描述，作家对中原文化精神、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进行了一次弘扬。柳司令之所以能够从一个普通乡村农妇活成一个乡村传奇，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她身上具有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质：勤劳让她身体好，并且在困难年代，在一个人拉扯几个孩子的时候生活得还不错；善良让她培育了同样善良的孩子，让她受到尊重，并且让她生活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不懦弱让她不必忍气吞声过日子，活得自在畅快；坚韧让她具有强悍的生命力；感恩、乐天达观让她心态平和精神放松。当小说最后描述柳司令在被埋葬之后居然还能奇迹生还，并且在各种各样的小动物的环绕下自在地放牧的时候，小说已经建构起了一个民间传奇，一个带有典型的中原文化精神特质的民间传奇。
在我看来，民间视角和传统精神是这部小说的两大支柱，借助叙述者的民间视角，小说展示了中国乡村近百年间的嬗变过程。当然，最重要的是，通过对民间视角下的柳司令生命历程的展示，小说显示了中原文化精神、中华文明的精髓所在。毫无疑问，对于当下中国来说，它非常有价值，因为相对于当下国学热中的沉渣泛起，以及对旧形式模仿的甚嚣尘上，这部小说其实在提醒我们何谓真正的国学，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华文化精神。
刘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