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宗的胡辣汤，呼噜噜喝上一大碗，直喝得大汗淋漓、通体舒畅；上品的二锅头，哗啦啦灌下一大瓶，直灌得热血沸腾，满面红光……那味道，那感觉，就是爽！

　　我读蒋建伟的《开春大戏》、《开镰大戏》（见《散文选刊·下半月》2011年第4期、5期），就是这感觉、这味道。这两篇乡土散文为什么能写得这样淋漓酣畅？据我猜想，作者抑或用有如下“秘方”——

　　一、 语言简洁传神、流畅如水

　　“最好把方块字的固体感打成流体”，郭沫若在《怎样运用文学语言》（《沫若文集》第十三卷）一文中如是说。蒋建伟散文语言原本就有浓郁的乡土风味，再经过他个性化的洗练，已把“固体”打成喷涌的“流体”和丰美的“高汤”。且看《开春大战》的开头：“春天的脖子短，一缩，就没了。这不，大公鸡在红艳艳的河堤上刚刚叫出第三声，就被那驴脸老汉一脚踢开，‘咣咣咣咣’地一阵乱敲，一直敲到桥东头的戏台子上，方才收了锣鼓家伙，迷迷瞪瞪地朝着话筒‘噗噗’了几下，两手一拤腰，高腔一甩道：‘都别睡了！开春了，咱蒋桥集要唱大戏了！快起来看戏呀——’”刹那间便为读者展开一幅有景有人、有动有静、有声有色的乡村生活画卷，其语言“流体”流速之快，让人目不暇接。

　　其描述人物状貌言行之语，亦如喷泉中的闪光浪花。如不说那老汉的脸长得怎样长，只冠以“驴脸”二字就形神俱现。而不说驴脸老汉高声大喊而曰“高腔一甩”尤为精彩，只一“甩”字，就风味意味全出。这一“甩”，“甩”出了作者的幽默与风趣，也“甩”出了乡土人物的粗犷与豪气。而且，随着这“高腔一甩”，开春大戏也就此拉开序幕——在“一阵紧赶一阵的锣鼓声里”，“十里八乡的看戏人”从四面八方涌来了。开演前，杨团长开始在后台给孩子们打“老包”或“正宫娘娘”的“花脸”了（打一张“花脸”收两毛钱）。接着，十五出大戏《杨家将》白天连着夜晚开始唱起来了……其间，还有大队书记驴脸老汉与“美丽”的杨团长“同志”到“一块”的风波与传闻……就这样，在“漫天遍野的小麦花香”里，“开春大戏，很快漫卷了整个一个春天、半个夏天……”

　　《开春大戏》写的是当年蒋桥集开春大戏的民俗乡情，运用的是第三人称外叙述全知视角的叙事手法，可谓“客观印象回忆式”。亦如国画《清明上河图》所运用的散点透视，对“大戏”进行了大全景式的描绘：“这戏更叫一个‘大’，排场大，人多，南来北往，挤挤扛扛，锣鼓一停，哭爹喊娘，看阵势，没准会把戏台子挤倒……”再如：“大戏唱了八天八夜，但还是没有要停的样子。大人说，蒋桥大戏唱到现在，老少爷们一半是看戏，一半就是买农具了”，只是“小孩不懂，只知道蒋桥集上有好吃好喝的摊点”——由此可知，农村的开春大戏是农民即将投入春耕生产以及全年劳动大戏的开场锣鼓。这铿锵的锣鼓，“一半”是精神上的鼓励，“一半”是物质上的准备。当然，大全景中，也有诸多“中近景”，如“杨团长的唱腔从幕后飘向了舞台前”，所用“飘”字甚妙！还有“特写镜头”式的，如杨团长给一个早晨没洗脸的小孩画“老包脸”时，小孩眼里竟然“滚”下几颗“金豆子”似的眵目糊……

　　二、 叙事同中有异

　　《开镰大戏》里的“大戏”，并非《开春大戏》那样真的大戏，而是作者童年回忆中的犹如“开春大戏”一样红火的磨镰割麦“大戏”。尽管所写的只是当年“我”一家老幼三代八口人的家事亲情，读之却也深感有“戏”，而且这“戏”也很“大”也很红火。这是为什么呢？据我猜想，其诀窍在于，作者因情制宜（前文主写乡情，后文主写亲情），运用的是第一人称内叙述限知视角的叙事手法，可谓“主观感受回忆式”。以自己一家这个“点”，以点带面、以小见大。“大戏”由小建伟一家到千家万户全面开演，从“磨镰”到“开镰”，从“造场”到“割麦”，大戏“一出接着一出，一集连着一集”。“金黄黄的大地麦浪之上，大人小孩齐上阵，到处是人欢马叫”。“大戏”的高潮当然是割麦——“我”仗着手里有一把“爹磨的刘眼镜镰刀”（意即“磨镰高手磨出来的名牌镰刀”），分垄时，“心气正像癞蛤蟆的大肚皮一样鼓着”，全然不管姐姐要“我”莫“逞能”的暗示。只管“嚓嚓嚓嚓”地一阵猛冲，“就把他们远远甩在身后”。可是终因年幼力薄、汗流浃背，奶奶、爹、爷爷、娘和二姐又“渐渐”赶了上来。尽管其间“我”和大姐换了垄，还是成了“老末”。当“我”生闷气甚至“哇”地哭起来时，娘想让“老二”跟“弟弟”换垄……在爹的“一阵风卷残云”之后，也就是在“爹帮我割了3垄当中的2垄”之后，“我”又“拼命”一搏，总算“拿到了第一名”。

　　在这一出瞬息万变一波三折的割麦大戏里，“我”的争强好胜、姐对弟的关切、娘对儿的心疼、爹对儿的宠爱、更有全家老幼的勤劳能干及其殷殷亲情，无不演绎得淋漓尽致、水乳交融，显出作者炉火纯青的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