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过年除了看大人在村头杀猪宰羊、捞坑塘里的鱼外，我最喜欢看娘蒸馍。在娘蒸馍的过程中，我常趁娘不注意偷偷地揪一团面玩，娘有时看见了也不打骂。她就怕小孩在旁边说些混账话。因为过年时节，蒸馍、炸菜、炖肉都是非常严肃而神圣的事情。蒸馍时，我很喜欢烧火，在锅底下放几块红薯，又暖和、又期待，真是很美好的时光。

　　每年大年三十都忙。打扫卫生擦蜡台、贴春联包饺子、烧香上坟请祖宗、提灯串巷摸炮仗、五更磕头走本家……这些习俗让小孩充满新奇且不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逢大年三十晚上，我娘总是不厌其烦地安排我们兄弟脱鞋洗脚，说这样来年咱家就可以多打粮；她还再三嘱咐我们说，家里放了开门炮，你们啥不做，也得先去晃晃院内的椿树，这样小孩长得高。这些毫无科学依据的话却在我孩提时代被奉若神明。

　　长大成人后，尤其是参加工作、长期从事基层秘书这个职业以后，我对“过年”渐渐失去敏感。小时候，天一下雪，我就在被窝里不知多少次数手指头算计着什么时间过年。如今，到了年关，我却常常有一种“望年生畏”的感觉。逢到年末岁尾，最提心吊胆的是应付不了的文字债，数不清的检查汇报，还有各项工作总结计划等等接踵而至。多少雨雪交加寒冷之夜，别人已进入梦乡，可我却还在干冷的办公室里，苦思冥想，绞尽脑汁。别人到了年关犹如船到码头车到站，可以相对放松放松，打打扑克，陪陪家人，干些家务。而我年年岁岁总是回去的晚，上班的早，与别人相比，实在实的“寂寞了妻子、冷落了孩子、少挣了票子、熬坏了身子”。

　　妻子是一个非常能干肯吃苦的农村妇女。我常年忙碌于办公室工作，很少顾及家庭。在每年“吃罢腊八饭，来把年来办”的时节，我就对妻子说：“过年的事，你还是全权操办吧。”其实，妻对我的工作非常理解、非常支持。每年过节不论我回家早晚，她从来没有苛求过我。但去年春节发生的一件事却让我愧疚至今。

　　在我们这儿过春节，家家户户都有炸馓子的习惯。炸馓子不是一个人的事。我家每年炸馓子都是妻子等我回了家，才开始和面、盘条。去年年底，我因工作一直拖到腊月二十八上午才回去。下午我和妻子在家里一手面、一手油地忙着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领导通知要立刻起草一篇新年寄语。挂了电话，我和妻子愣住了。“这可怎么办呀？”任务就是命令。不容多想，我对妻子说：“你先停下来，待我写好稿子，立即回来。”随后，我风驰电掣般跑到办公室。苦思冥想二十分钟把稿子赶了出来。就在我准备打印稿子时，电脑出现了故障。无可奈何的我拿着稿子到街上打印，可几家打字部都已关门歇业了。我只好把草稿读给领导听，待领导满意定了稿，我才工笔正楷地把稿子誊好交给领导。等我回到了家，天已经黑透了。这时我发现妻子脸上已是乌云密布满脸怒色。我尴尬地对妻子笑了笑，讨好说：“咱们接着炸馓子吧？”妻子把身上穿的罩衣解下，往地上一摔，怒道：“要干，你自己干去吧。”我跑到灶屋，端起面盆一看：一大盆馓子面已全沾在一块了，实在没法再拉成条了。2011年春节，我家没有吃上馓子，倒是吃了好几天油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