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讳言，《校车安全管理条例(草案)》的执行，会面临着种种利益博弈。不论是学生就近入学，还是校车安全管理，都涉及到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责任。一项制度，如果不能具有足够的激励价值，就会在执行中遭遇各种推诿，难以真正从纸面走进生活。事实上，这些年，很多曾经被公众寄予厚望的法律制度，在执行层面也曾经带给公众巨大的失望。比如，当初历经13年始磨一剑的反垄断法出台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很好的执行，原因就在于相关配套制度迟迟未能完善。

　　现在，《校车安全管理条例(草案)》通过了，那么，也就必须迅速启动配套制度建设，必须强化相关执行力度，来让这项制度及时发挥效率。对《校车安全管理条例(草案)》的执行来说，现在，在保障学生就近入学或在寄宿制学校入学的问题上，政府和学校到底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这背后既涉及公共管理问题，又涉及到诸如择校费之类的利益博弈；在校车安全由谁来监管的问题上，教育、公安、质监等等部门职责到底应该如何厘清；而赋予校车享受“特权”的同时，也同样会带来很多权利与利益的新矛盾。这一切，都必须通过相关配套制度，来明确各方利益主体的责任，使公共利益迅速实现最大化。

　　法律制度的最大价值，只能通过有效执行来体现。如果制度不能执行，就会损害公众对制度公信力的信仰。公众对《校车安全管理条例》抱着极大的期待，如果这项制度不能得到很好的执行，恐怕有多少期待最后就只能变成多少失望，最终影响到法制的权威性。因此，现在面对《校车安全管理条例(草案)》的通过，相关职能部门必须及时迅速做出反应，厘清自身要承担的责任，来积极出台相关配套制度，及时调配人力、财力、物力，来平衡这背后的利益博弈，同时，还应理顺相关监管体制，铲除可能出现的“政出多门、推诿扯皮”的沉疴痼疾，彻底杜绝执法不公，权大于法、法律执行难等等现象。

　　从这个意义讲，《校车安全管理条例(草案)》的通过，也仅只是一次开始。在校车安全得到制度赋权之后，如何让这项制度获得普遍的信仰，如何让这项制度在现实中不打折扣的得到执行，对相关职能部门与学校来说，又是一次新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