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曾对柳岸的小说集《燃烧的木头人》，开过一次作品讨论会，此次相隔仅三年，柳岸又拿出了她的重头之作。两部厚厚的大书，题材丰厚宽阔，文字老道，很见份量。两部书又都有充分的小说元素，好读可看。这么说，看似随意，其实，写小说的都知道，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两部书中，尤其《我的干娘柳司令》是一部难得的好看好读的长篇小说，它可以说是乡村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

　　首先，《我的干娘柳司令》这部小说的题材及塑造的人物形象很难得。在中国，乡村文学有着悠久深厚的传统。无论30年代的乡土小说，还是5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都在中国文学占着比较大的比重，也都成功地塑造出一些栩栩如生的乡村人物形象。但因近年先是受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影响，小说中的人物逐渐“隐身”，比如80年代中后期，凸显形而上理念，让人物淡化；90年代中后期，又向市场经济示好，让故事压倒人物，更注重事件的猎奇性。可以说，一些作品虽是塑造有人物，但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多。这部小说塑造的人物“柳司令”，却形象丰满独特，个性鲜活。小说中的这个乡村老妪，勤劳能干，敢爱敢恨，虽一生历经磨难，却乐观面对，好似压不弯也打不垮，并深知感恩天地，敬畏生命，又自在自足。人物很有气场，也很有感染力。小说着力塑造的这个人物——我的干娘“柳司令”，又是以长达数十年的农村历史变迁为背景，以真实的乡村故事和乡村文化为素材，因而既是成功塑造了干娘“柳司令”这个人物，又是对一代农村妇女成长历程的生动展现。

　　其二，两部书可以看出来，柳岸写小说，有一种自觉的意识，就是期望所写的小说能够产生一种现实的力量。即从创作的层面看，柳岸思考着文学和现实的关系，希望借助小说跟现实构成一种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关系。一般而言，好的小说，不只要与现实建立广泛的联系，还要有介入现实的以及对现实的反思能力。比如：这部小说塑造的乡村老妪这个人物，她的个性特点鲜明，招人喜爱，但对这个人物更感兴趣的一点，还是她身上有着的那种自在自足、知足常乐的平常心。事实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史，都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需要史。在我们这样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物欲膨胀、物欲横流的时代，这个乡村老妪知足常乐的形象，也就是对这个时代的一种精神抚慰。人们需要一些正面的温暖的东西。正面塑造人物，又写得让人信服，却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这其实也是我们文学史的一种欠缺，并且是我们文学史话语体系里的一种欠缺。因为在这个体系里，通常写负面的东西比较容易让人信服。而“柳司令”这个人物，借助柳岸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对乡村文化的热爱，很好地塑造和赋予了这个人物以鲜活的生命，及真切的艺术感染力。正像我们在小说后面看到的，“柳司令”作为一个“三军司令”，统领着鸡猫狗羊，在她那样一个堆满柴禾和粮食的小家院中，自在、自足的状态。     

　　关于这一点，柳岸的另一部小说集《八张脸》，也有着很好的体现。《八张脸》八篇小说，有写官场、写婚姻爱情，也有写乡村现实问题的。也许柳岸曾做过乡村基层干部，对乡村的现实问题比较关注。比如，《黄昏与乡村老人》，希望通过小说的叙写，对乡村养老问题做一些建设性的描绘。其它小说，如《归真》、《聊吧随想录》、《飘散的灵魂》、《方与圆》、《灰飞烟灭》等，也都是对官场中的人性阴暗面，社会上一些负面的东西，以及对婚姻家庭爱情中一些人性的弱点，提出自己的反思，传达了她的价值观。其实，人的内心结构，千百年来都是一样的，无非善与恶、罪与罚。但当它跟当下的生活发生复杂多重的关系后，又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提出一种新的可供观照的价值体系。比如：当人从多重的欲望回到最质朴的状态，在被权欲侵蚀后到最终的空无，以及现代爱情婚姻的脆弱，当下官场游戏规则对人性的异化等等，都显示出在小说故事背后隐藏着的一种价值取向，显示出小说的一种批判力量。这八张脸可以说就是表现了当下，在这样一个沸腾浮躁，充满新事物又有危机潜在的社会里的种种世相。小说通过呈现当下的这种“中国经验”，赋予了小说一种思想，并期望在现时代发挥作用。

　　其三，相关文学创作虚与实的问题。这个问题既是小说写作的基本问题，也是小说写作的一个难题，也是关于小说创作的一个大的话题。看了刘庆邦对柳岸《八张脸》作的序，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其实既是给了柳岸鼓励，又是看到这部小说实有余而虚不足提出的一种希望。我也认同这种观点。柳岸的写作，可以发挥她既有的丰厚生活底子的优势，将小说写得鲜活生动的同时，又能有意探出一点虚的步子，使写实的小说，带给我们另一些意外的审美惊喜。

　　（作者系：河南省文联《莽原》杂志社主编,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