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作为“爱心、公益、助人”等慈善行为的优秀代表，雷锋那助人为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鼓舞了一代代国人，也使得每年的春天随着3月5日的到来而绚烂红火。

　　然而，经历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月初热，月末冷，其余时节不见影”的学雷锋模式渐成“应景”之事。其间，又有彭宇、许云鹤等人帮扶摔倒老人反被咬一口事件的出现，“好人流血又流泪”的悲剧让更多的好人噤若寒蝉。直至让人触目惊心的18人见死不救的“小悦悦”事件发生后，人们不禁要问：雷锋走了吗？

　　事实上，当今社会缺少的不是雷锋，而是让雷锋精神蓬勃成长的土壤，是法律、法规或者制度层的安全依托。试想，当学雷锋做好事让好人蒙冤，甚至产生无法承受的负担时，雷锋必定与社会渐行渐远。

　　忆古，先哲孔子非常注意制度对行善的影响。《吕氏春秋》记载，鲁国之法规定，若有人花钱将沦落为奴的国人赎回，即可从国家获得补偿和奖励。后来，因子贡赎了奴隶不领奖，孔子就批评他提高了做好事的门槛，将导致以后没人愿意赎回遭难同胞的不良后果。

　　观今，德国莱茵河的治理颇值一提。通常来说，污水处理是一种成本负担。然而，对于德国的企业来说，污水处理却成为收益多多的产业投资，引得无数企业趋之若鹜。对此，德国杜伊斯堡市市长阿道夫·绍尔兰德的解释很能给人启迪：“如果一提公益就意味着要增加某些人的负担，显然这不是真正的公益。我们提倡但不依靠人们主动去做公益事业，也不施压逼迫人们去做，而是用我们的智慧去规划和部署，让公益事业也成为一种营利事业，从而实现真正的公益。”

　　鲁迅先生曾说，道德必须人人可行人人有益才有存在的必要。在现今浮躁的社会，不仅要鼓励善举，弘扬正气，还必须要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和制度。

　　其一，完善奖励制度，让助人者享受助人之乐。可加大政府专项资金力度，对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提高帮助。可将见义勇为与升学、就业、就医、优先享受社会保障等相挂钩。其二，加强对见义勇为和助人为乐行为的立法保护。可借鉴美欧及新加坡等国的相关法律，制定《助人行为保护条例》，确保发生法律纠纷时提供法律援助。以立法来弘扬“雷锋精神”，以法律的权威保障“雷锋们”的利益不受侵害，防止好人吃亏有冤无处诉的情况。

　　一个好的体制，抵得上一千个好人。当一种“利人”又“利己”的常态机制形成，才有可能在社会上产生良性互动，促进更多的人参与到助人的行动中来，从而形成更大的“雷锋群”，播撒更多的人间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