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为历年之最，要实现毕业生充分就业，今年难度更大、形势更严峻。面对“毕业即失业”这一老大难问题，各级政府用尽苦心，新政频出。然而，不同城市的政策取向导致了大相径庭的就业促进政策，武汉和北京就是如此。孰是孰非？一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总结起来，有几个基础问题需要重新审视。

　　供给过剩的大学生，不是“包袱”是“红利”。 

　　2003年之前，在二元经济条件下，过剩的农业人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客观上成就了中国制造业大国的世界地位。2003年以后，随着农民工供给的逐年减少，国际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的加剧，靠低工资维持核心竞争力难以为继，农民工“人口红利”逐渐丧失。相比之下，大学生正逐步成为新的“人口红利”群体，表现为“人力资本红利”。

　　从“满足就业需求”的现有岗位来看，大学生供给过多过快，导致劳动力市场上“僧多粥少”。但是，基于国际比较和我国经济结构转型所需人力资本来看，目前27%的大学毛入学率还有持续的进步空间。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可以预期大学生人数将持续增长，大学生供给长期过剩导致初次就业工资低将是常态。近几年出现的“大学生与农民工工资趋同化”即是反映。

　　大学生低工资有什么好处呢？这将形成新的人力资本禀赋优势，为发展我国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动力。

　　就业促进政策的底线在于“要公平，反歧视”。

　　长期以来，解决制度性劳动力市场分割，尤其是户籍制度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始终是实现“公平就业”的最大拦路虎。在开放经济背景下，大城市实施严格的户籍限制，不仅不能解决本地人群就业的困难，而且严重地扭曲人力资本的市场配置功能，扭曲竞争机制，容易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反向激励，结果可能错失利用“大学生人力资本红利”的良好机遇。市场出活力，竞争出效率。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八字基本原则应该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

　　大学生创新创业是解决就业困难的根本途径。

　　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业的美国微软和苹果公司，能够成为为世界级大企业，美国政府的创业促进政策贡献卓著。当前，借鉴国际经验，解决就业的根本大计在于以城镇化未来发展为导向，把握创业的“社交化、移动互联网化、大数据化、制造个性化”的时代新趋势，努力构建大学生敢于创业的社会氛围、利于创业的制度环境，切实解决大学生创业不同阶段的根本性需求，以创业带动就业。

　　大城市更有必要继续发扬开放的创新精神，以构建创新创业制度为抓手，把大学生的就业压力转变为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红利和创业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