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臧起初先生相识，已整整四十年了。1973年的秋天，作为一个从“广阔天地”走出来的知青，我被推荐到淮阳师范学校上学，当时被编在政文专业七三级一班，先生任我们的班主任。

　　先生当时也就是三十五六岁，个子不是太高，习惯穿一件对襟褂子，课下烟不离手，一说话总是笑容可掬。作为班主任，他相当负责，但又不是一味地“严格要求”，而是经常和同学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嘘寒问暖，亲切得如同家人。早晨他和同学们一起出操，晚饭后或星期天又喜欢到我们男同学寝室里和大家聊会儿天，从世界大事到生活琐事，无所不谈，常常一聊就是半天，偶尔还会和几个年龄较大的男同学开几句玩笑。当时我们班的学生们对臧起初先生既敬重，又感到很亲近，外班的同学对此也都很羡慕。

　　先生1964年毕业于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学识渊博，口才极好。当时他教我们的《文艺理论》课，课堂上声如洪钟，神采飞扬，一件件具体的文学作品、一个个典型的人物形象，他随手拈来，游刃有余。抽象的文艺理论经他条分缕析地阐述，大家都觉得“有味、有趣”。尽管先生说的是一口地道的豫东话，但他长于朗诵，非但不让人觉得“土”，反而使人觉得是一种难得的艺术享受。

　　先生多才多艺，不是那种刻板得除了教书啥都不会的书呆子。据说先生上大学前还当过木匠、合作社的会计。记得一次在校办农场劳动时班里举行联欢会，先生一曲“马儿啊，你慢些走”，如行云流水，似乎引领大家进入美丽的大草原，让同学们陶醉了几天。1974年淮阳全县举行文艺演出，先生在影剧院讲《孔夫子在陈绝粮》的故事，绘声绘色，台下的观众一个个屏气凝神，没有一丝杂音。演出一结束，稿子就被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要走了。现在想想，引人入胜的效果并不是因为稿子有什么特别的好，而是先生讲得好。先生讲故事的水平，与单田芳、田连元等评书大家相比，我觉得只是少了一点舞台表演工夫，其他方面不相上下。

　　先生对学生，无论家庭背景贫富，无论学习好坏，无论来自城市或乡村，都能一视同仁，给予热情帮助。春风风人，秋雨雨人，这恐怕是先生最受学生尊敬之处吧。记得第一年的开学典礼，先生让我代表新生发言。下来后，一片赞许声。我心里清楚，这机会是先生看我入校后表现不错、想有意培养我，所以给了我一次“出头露面”的机会。不足千字的发言稿，也是先生帮我反复推敲的。当然，对于我在校期间所出现的过错，先生也曾两次在班会上给予严厉的批评。尽管没点我的名，别人也可能不知道是在批评我，但我心里非常清楚那是在训我，因为先生在“就事论事”。然而最使我感动的是，批评过后，我尚处于无颜面对先生的时候，先生对我该怎么热情还是怎么热情，生活上还是无微不至地关怀，让我没有被冷遇的感觉，从心里感到先生批评我是因为我有错，批评我是为我好，让我没有丝毫的理由自暴自弃。

　　临毕业时，先生又主动找到我，询问我是否愿意留校，表示可以推荐。当我明确表示想回农场工作时，他又主动提起他有一大学同学现在农场宣传部门工作，让我回场后见一下他的这位同学，并立即挥笔给这位同学写了一封信，介绍我的情况，请这位同学以后对我多关照。由于种种原因，一年后我才将此信交给他的这位同学，但他的这位同学又正忙着调动，因而这封信也没起上什么作用。尽管这样，对先生的热情关怀，我还是时时想起，充满感激之情。

　　2004年10月，我们全班同学相聚周口为先生65岁生日祝寿。先生满怀激情地回顾从教一生的经历，最后说了一句话：“当教师，值！”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慷慨陈词，但这却是他内心真实的感受。他一辈子执著地热爱教育事业，对学生倾注了全身心的爱。先生不是把教师职业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是作为一种事业追求与精神享受。他不但有高深的学问，还有伟大的人格和高尚的修养，以自身人格的魅力塑造学生的人格，以自己的德、才、情给学生以潜移默化的、终生受益的影响和感化。古人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师，他用自己辛勤的一生，诠释了“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红烛精神”。

　　时光流逝，记忆永远。先生高尚的师德像鲜红的路标，将永远指引着我在人生的征程上永走正道，毫不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