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俗的郁达夫

　　郁达夫的生活是庸俗的。

　　作为作家，郁达夫的优势在于他神经质的、波动不定的情绪，在于他的喜怒无常，还有没完没了的忧郁。不断生成的情感能量，取之不竭的情绪记忆，还有天生的敏感，让他能够洞察人的内心，深味风花雪月。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上海、在北平，他像唐代的杜牧、宋代的柳永，流连花前月下，诗酒度年华，同时把无以言说的孤独、忧郁和伤感倾泻笔端。所以郁达夫是位优秀的诗人，他写的小说也一直被认为是诗性的。

　　郁达夫爱自伤自怜，常常对着阶前的雨滴出神，偶尔也为自己清苦的日子洒几滴清泪。从他记得零散琐碎的日记可以看出，他成名后的生活还算悠闲自在，没有繁重的工作，有大把自由支配的时间。他像一个魂魄，飘荡在旧上海的条条街道上。

　　其间，他遇见过命运悲苦的女工，看到了惨不忍睹的社会底层，他有一颗诗心，这颗心里藏着清醒的悲悯，他把他看到的化成了一篇篇文字。

　　才华跟忧郁甚至神经质有关联，大概一个爱读诗书又忧郁的人都会有一点才华。当然郁达夫很有才华，他的小说有可读性，文字行云流水，感情饱满充沛，但想象力不够，思想深度也不够，他几乎写的都是自己的生活。郁达夫胜在感情上，是他的神经质成就了他的文学。

　　潇洒的穆时英

　　穆时英潇洒极了。

　　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过几本小说，现在已经看不到。他的作品很难在书店里找到，前几年出了一本他的作品集，几乎无人问津。当我读完那本《圣处女的感情》，恍惚了一阵子，觉得是不是哪个地方出错了。他的文字、思想、感觉，都是当代的，好像中间这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根本不存在。

　　其实这也不奇怪，上世纪八十年代，面对文学上层出不穷的花样，他的好朋友施蛰存淡淡地说，这些我们在几十年前都已玩过。

　　穆时英的小说很好看，小说就应该写成这样。古典小说靠曲折传奇的故事，现代小说强调语言本身即是审美观照的对象。穆时英把语言发挥到了极致，他的文章里充斥着“布谷鸟叫出了整个春天”这样的句子，可以直达你的感官，如潺湲的溪水流过夹岸的花树，然后在你心里叮咚作响。一般来说，只有电影、音乐这样的艺术形式才能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文字只是一种符号，与感觉还隔着一层，穆时英的文字似乎潇洒地把这层间隔省略掉了。

　　在中法大学读书时，穆时英跟施蛰存、戴望舒一起，在夜色的掩护下跑到街上张贴进步传单。戴望舒被施蛰存的妹妹抛弃，痛不欲生，他潇洒地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好朋友。这样一个人，无论对政治、对生活、对文学都充满感性。他的现代性体现在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以及对时代气氛的准确把握上。这种现代性不仅超越了他的时代，也超越了他的年龄。

　　穆时英有诗人的忧郁气质，一直坚持用自己的眼睛看上海的声色光影，一直热爱着雨巷尽头的那一树紫色丁香。可惜他最终还是为他的年轻付出了代价。

　　我买到的是一本折价处理的旧书，在泛黄的书页里，我见到了穆时英。西装笔挺，英俊年轻，是那种典型的风流才子。

　　为自己写作的周国平

　　周国平自称是一个拙于交际、喜欢孤独、耽于精神享受和精神创造的人。在中国社科院读硕士期间，他一个人在地下室里住了好几年。八十年代初，图书出版刚刚解禁，出版社、印刷厂都铆足了劲，书店里书籍种类繁多且价格低廉。已过而立的周国平如饥似渴，阅读了大量的世界名著。读书、思考和写作，早已成为了他的生活方式。

　　很多时候，读书成为周国平写作的缘起，他有相当一部分文章就是在谈书。当然，作为哲学家，他谈得有深度，能够与诸多人生哲学命题发生关系，文笔干净简洁，从不拖泥带水，有着一定的独立品格和思想厚度。

　　周国平说他最初写散文是为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些年他的生活不断地发生变故，婚恋波折、幼子夭折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为了缓解进而祛除心灵的苦痛，他向自己熟悉的哲学求助，试图到那里寻求庇护。于是他开始写散文，通过文字梳理、反思经历的一切，借着哲学寻找一种高度来观照亲历的悲苦。他说病痛会让人产生觉悟，这觉悟其实就是关乎生命的哲学。

　　周国平是在为自己写作，他说为自己写作，就是为每一个与自己面临与思考着同一个问题的人写作，这其实是一种为人类写作的方式。

　　周国平其实是在用散文向大众普及他的哲学。他乐在其中，且成绩斐然。有人认为他荒废了学术研究，写散文是在不务正业，因此影响到他的职称评定等一些现实利益问题。周国平对此完全不在乎，他相信尼采的一本散文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不知道强过一些艰涩难懂的哲学著作多少倍，没有人敢否认尼采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