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涌动一股热气。这热气有着产房腥躁的不安和期待，被各家茅草屋顶冒出的炊烟拉扯着，弥漫得不着边际。
今天的晚饭做得很早，鸡没上窝，羊没入圈，晚霞还没收彩儿，村人就早早拉起了风箱。呼哒呼哒，急促而热烈，锅灶里的火苗时不时地扑闪出来，铁锅的汤水吱吱啦啦，锅盖压不住鸡鸭的香气。堂屋里说笑得热闹，邻村很少来往的亲朋旧友，在这个下午亲热地走动。七大姑八大姨的来了一拨又一拨，有拐着小脚踩着田埂步行的，有骑着自行车驮着老小赶来的，有拉着架子车全家出动的。人刚进门，他们家的狗就脚跟脚地追来了，频率很高地摇晃尾巴，哼哼唧唧地讨好主人。憨厚的男主人有了体面，滋生的荣耀爬上皱纹和眼角，但面上是端详的，呼儿唤女抓鸡逮鸭，赶紧去西头马阿訇家宰掉。女人有些心疼，想追出门外，被男人威严的目光慑住。男人哑声说：“好茶尽人喝，好饭尽人吃。人家吃了传名，自家吃了填坑。”
三天前就有消息传出，我们李庄要在村南打麦场放电影，这可是件大事情。上了年纪的老人，倚着豁豁牙牙的土墙根说：“俺们这破破烂烂的村窝子，十年来，来过一个唱道情的，来过一个玩把戏的，其他就是要饭的。电影还从没在自家门前放过哩，就像村北的老地主马尚德，至今没有成过亲一样。”电影是打仗片《地道战》，听着就让人浑身滚烫，脚底板冒气，难怪亲戚们在自个的家里按捺不住。
我没能喝完余下的半碗鸡汤，这对一向刁馋的我是一次例外。我丢下赶来的大姑姑小妗子，扛个小凳子一溜烟儿跑了，在凸凹不平的村路，跑得深深浅浅。
南场平坦宽阔，经年累月的打麦碾豆，被村人的力气打磨得溜光水滑。没有月亮的今晚，南场就是村人的满月，把他们生锈的心口悄然浸润。
已经有孩子抢占场地，他们扛来长短木凳，搬来大小砖头，看起来似一群暴风雨来临前抢占高地的蚂蚁。我瞄准有利地形，迅猛强插进去，在小伙伴中间牢牢坐定，像一个楔子。我坐在小凳上抬眼看，两个新竖起的粗壮的木柱中间，挂起一块四方的白布，在越来越灰暗的天幕，亮起一片四角的天空。
很快我就坐不下去了，坐不住的还有身旁的小伙伴。南场边多了几个做小买卖的人，他们的吆喝带着糖稀的粘甜。“谁买——花米团儿。花米团儿——谁买！”搭黑头纱的老太婆，肩上背一大纸箱，纸箱没有封口，小木碗大的米团儿一个紧挨一个，仰着雪白喷香的圆脸。
咬着香脆的米团儿，那边拨浪鼓咕咚咕咚地响了，黑脸粗腰的货郎，担着挑子急急慌慌赶来。火石灯点亮，挑子两头的小木箱一打开，大姑娘小媳妇呀声一片。亮闪闪各色绣花丝线，香喷喷蛤蜊雪花膏，还有红殷殷的胭脂，五彩的染料，毛绒绒的头绳，黑漆漆的发卡，亮晶晶的弹珠……女人们不肯错过这货郎上门的机会，平日白天，买卖人极少来乡下转悠，怕被当资本主义尾巴给割了。
女人们的脑壳撞在一起，谁头上的发卡挂扯谁的长发了，尖叫两声，并不抬头，眼睛不离开自己的心爱，抓住不丢，讨价还价。忘记带钱的少妇，舍不得手中的丝线，货郎就变相的叫她拿破鞋和头发来换。几里地来看电影的女人，鞋子再破也是不能脱掉的。少妇就抓住两条辫子捋了捋，接过货郎的大剪刀，“咔嚓咔嚓”剪掉了油粗的大辫子。黑丝留给货郎，丝线揣进怀里，七彩的梦想也就暄腾腾胀起来了。今晚在这喜盈盈的夜幕里，没人来撕裂这暖融融的和谐，卖家和买家都没想到别处。我也瞅缝儿伸过去一只手，抓了两个玻璃弹珠，火石灯下，它们魔幻般闪亮。这两分钱是多拿老婆婆一个花米团省下的，我在这个夜晚有吃有玩了。
主要还是想看，想看电影《地道战》。就我买东西的当口，人突然间满了，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架子车横七竖八一辆挨着一辆，让我想起停靠在沙河码头的小渔船。架子车铺着被子或麦秸，没牙的老头老太太坐在上边傻呵呵地笑，怀里搂着傻呵呵的小娃。还有骑自行车的，不离手的抓住车把，挤不进里边，就站在圈外，散场时撤退得快些，两个轱辘，蹬起来回家也快。
空着两手的大都是年轻人，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的，但到了南场仿佛都成了熟人。姑娘们手拉手笑了一阵，刚喘过气，又笑了一阵，很多人都朝她们看，猜不出她们在笑什么。 半大小子就朝她们看，看着看着，就挨过来，挨着挨着，就挤攘起来了。一个胖姑娘瞪眼质问小伙子：“你看我弄啥哩？”小伙子也瞪她一眼说：“你不看我，咋知道我看你哩？”一个姑娘的绣花鞋被踩脏了，她涨红了一张粉脸，使劲一甩辫子，辫梢鞭子似的打住了小伙子的脸。小伙子不恼，抹了下眼和脸，呲开一嘴白牙，笑着，仍挤。姑娘的嫂子说话了：“挤啥哩？想吃奶啊！”
我不想吃奶，可还是使出吃奶的力气朝里挤，小板凳还替我站着岗呢！等我挤散了小辫儿，来到原位却不见了板凳，我惊慌起来，不是看电影没得坐，而是明天上学就没得坐了。我想一个个查看邻人的屁股，可连身体都无法转动，我在人堆里真正成了一个扁扁的楔子。
放映员发动了电机，这陌生又神圣的嗡嗡声，使南场有了瞬间的安静。一道光柱直射四角布幕，那白布就不再单纯，是四四方方的月亮，清清如水的月光。有人想抓住这美好，他张开粗糙的农人大手，在银幕印成一棵苍劲的老树，惊喜声中银幕晃动许多只手，有大人的，有小孩的，还有一根歪斜的拐棍，那是老人的第三只手。
银幕上五角星光芒四射，音乐声推出三个黑白大字《地道战》，一场久违的期待拉开乡亲精神的帷幕。平原，老树，大钟，系白羊肚毛巾的敲钟人，抗日的第五个年头，冀中平原的一九四二。豫东平原生长的我们，亲身经历般看得揪心揪肺。鬼子队长挥舞侵略战刀，把扫荡目标指向高家庄马家河子的一瞬，有孩子惊梦似的大喊一声：“娘！”一个女人在我背后噢的一声站起来，朝远处应着：“唉！狗娃！娘在这邦……”这母子的喊声实在太突然了，简直是配合电影上的紧张气氛。有人立马打断她的突兀：“叫唤个啥哩！挣断缰绳跑出来啦？”那女人又像踩着尾巴似的大叫一声：“你爹个鳖孙咋才把你带来哩？羊拴好了没？”孩子他爹就在远处吼一腔子：“破屁股娘们，闭上你那破嘴！”女人的嘴就立马闭上了。
我看得很不舒坦。别人都坐着我只能站着，站着就挡住了后边人的视线。他伸手按我蓬松的大脑袋，按了一下，又按一下，就像按水缸里漂浮的一只大葫芦。我不肯低下高昂的头，因为低头就看不见电影了。没想到，当老钟大叔拼死敲钟报信时，随着鬼子那罪恶的一声枪响，前边的人齐刷刷站起来了。后边的人水涨船高地站到了架子车上，自行车后座上，他们都想抬脚跨进高老庄，把那鬼子一口一口撕吃了。还不解恨，还要大骂：“挨千刀的鬼子！”“日恁个浪娘！”维持秩序的村干部举着大喇叭大呼小叫，没人听他的。他不肯失去威信，一步站上桌面，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办法很管用，所有人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南场边的杨树叶扇起一阵狂风，骑在杨树枝杈看电影的猴孩子，差点儿被呼声震落到地上。村里狗和驴不安地叫唤个不停。
电影继续放映。传宝他们在挖地道，兴奋地高呼：“通了！通了！”观众兴奋地乱挤，四角银幕就这样在我视野消失了。我黑夜的目光只能触摸到大婶水桶般的粗腰和大叔土墙厚的脊背，我矮小的世界密不透风。我只能听电影，鬼子的声音：“八路的有？”“你们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 我急出一身粘汗，不能在黑暗中等鬼子进村，我要突出重围看电影。前面和左右都是铜墙铁壁，我只有后退。艰难地转过身，肚子撞上一辆架子车，车把架在一条长凳上，上面铁塔般立着三个人，车厢里坐着俩老人，从人缝一眼一眼瞅电影。
我瞅准了一个通道。当我爬进架子车底部时，听见鬼子队长说：“统统的杀个鸡犬不留。”我趴在架子车底下感受地道的宁静，喧闹声成了浮悬的杨絮，我悄悄伸展挤成一团的四肢，前方就是“地道”的出口，我的“地道”长度是一辆农用架子车。开始爬得极为顺利，我调动猫一样敏捷的四肢轻松爬到中间，问题突然横在眼前。是一道铁制的架子车横梁，支撑两个胶皮轱辘，把我狭窄的空间无端又切小一半。不肯后退，我把脑壳抵上冰冷的铁梁，呼吸里带着铁的腥味，我有了铁的决定，朝前爬！首先豁出去的是脑袋，真想把它削平了挤过去。我深吸一口气，把脸当面饼贴上地皮，把鼻子压扁，闭上眼忍住痛，当然痛的还有后脑勺，滚圆的铁梁几乎把我压成了平板。不管了，豁出去了，扁平的脑袋终于塞过去了。不敢缓气，我的半截身子还压在横梁下。用胳膊撑着地，咬牙使劲拽，身子最听脑袋的，终于给全部拖出来了。我趴在地上使劲喘气，不断吐出嘴巴里的泥土。电影里枪声一片，民兵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我嘟囔说，我是万不得已才爬架子车底的。
从架子车尾部钻出来，热烘烘的气息重新包围了我。电影的声音清晰很多，但仍然无法看见四角的银幕。今晚注定我有了麻烦。当我从车下冒出后，发现自个正夹在另一辆架子车把中间，大人们像扎根很深的老树，让我摇晃不动，我如陷进枯井的小兔。电影里正冷笑： “你高兴得太早了！”这很像是说我的，我哪知道这架子车是车车相连，就像高家庄的地道一样，是村村相通的呢？不能就这样错过看电影的好时光，我摸摸酸疼的鼻子，坚定地说：“要钻！”
这次钻得熟练，眼看顺利爬过铁横梁了，感觉背上有点热，而且越来越热。这家的板车在漏雨，滴滴答答漏到了我身上，上面有小娃唧唧哇哇地叫，他倒是快乐了，我淋了一身的尿。隐约鬼子又叫：“给我灌毒放水，打他们，闷死他们。”
我终究没被闷死，我爬过了最后一辆架子车，鼻子嗅到泥土和庄稼的味道。我抱腿坐在庄稼丛中，一个人哭得稀里哗啦。我的“地道”真长啊，都长到庄稼地里了，十亩地的南场，盛不下精神饥渴的乡亲，我的乡亲！
我终于在银幕背后坐下，电影里的人和物麻麻乍乍，咋也没有银幕前面亮堂。里边的人个个扁着身子，鬼子队长抽刀时用的是左手，传宝开枪打鬼子也用左手。这很有意思，我大笑起来，几个老头撅着山羊胡子看我，我拉下脸来，坐姿端正。
八路军吹响了冲锋号，银幕下也打起了冲锋。冀中人民胜利了，豫东人民很欣慰。他们像来时抢占位置一样，抢着撤离现场。有板凳的碰撞声，架子车的吱嘎声，自行车的哗啦声，女人唤孩子，男人喊老婆。有孩子在杨树上睡着了，娘就仰脸使劲地喊，喊也不醒，就摇树，活像摇晃秋天的一枚睡过了的枣。有当爹的，把熟睡的孩子从麦秸垛里扒出来，扛上肩回家，好似扛一袋丰收的麦子。
那晚，村人的脚步咕咚一夜，村人的煤油灯亮了一夜，村里的狗叫了一夜，我蹭破皮的地方疼了一夜，我幸福得哼哼唧唧一夜。
那一夜过后，村里很多东西都和原来不太一样。生产队长发动社员给棉花打药，说：“消灭敌人，才能保全自己。”有学生放学了还趴着睡觉，老师就拍他：“你的，快快地起来起来，开路开路的。”村里出生三个孩娃，一个叫传宝，一个叫毛妮，另一个九斤重的胖男娃叫司令。没有人叫山田，怕孩子一出生就挨打。跑来两个外村的大闺女，一个找东头的刘住，一个找西头的李槐。村人问他俩：“咋弄上的？”“看电影呗。”村人就竖起大拇指：“高！实在是高！”
一场可人的秋雨过后，我来到可爱的南场。倒掉的麦秸垛被好性子村人重新垒起，场边的红薯和玉米，有几处长势喜人，看电影的人们没少给它们浇水施肥。路边的花生刚长了指头大的果，被人拔成了斑秃，队长没有发火，村人也没有骂娘。我沿着当晚爬过的地方，捡到一只发卡，一段红头绳，一只小鞋子，还有一颗玻璃弹珠。发卡别在头上，红头绳系上辫梢，鞋子太小，扔掉。把弹珠举到太阳下，里面有朵星星似的红花，认出是自己爬“地道”丢失的那颗。装进口袋，收藏。
空荡荡的南场，挂银幕的两根柱子还在，高挑村人温热的期待。我在柱子前盘腿端坐，眼前亮起一片四角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