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过去了的事情，想要完整的还原它的本来面目，是不可能的。但无论怎样过去了的事情，都会留下把握它判断它的痕迹，留下最大限度还原曾经的真实的依据，这也是不容否认的。所以说正确的历史观既不能僵化也不能虚无。

　　在这种历史观之下，很多人类文明现象和历史文化问题都可以给出一个基本符合客观真实，又能为大多数人接受认可的解释来。比如数控机床的始祖是磨制的石器、大秦帝国俑化的兵马显示了统一六国的威势、李白的仰天长啸是一个盛世的张扬，等等。得出这些答案并不复杂，一是有大量文献记载相互佐证，二是有考古发掘的实物不断提供证据，三是学者们加以研究分析、归纳判断，四是人们有不为外物所役的寻找正确答案的愿望和勇气。很多时候，这看似力道不足的第四条，一旦掌控不准，却可以凭借纯主观的力量拨动甚至颠覆前三条所得出的客观结论。

　　老子故里的认定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楚之苦县，从古至今指认的都非常明确，就是今天的河南省鹿邑县。司马公外，多部典籍文献均呈不二论断。

　　鹿邑县城东五华里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太清宫遗址区域内，除现存地上明清建筑外，相继出土了大规模唐代宫殿建筑基址和许多汉唐以来巨型石碑，多为官方故里祭祀的物证。

　　至于学者们，在这些文字和实物面前，原本就老子故里是不必要再谈什么观点了，因为一切都明摆着在那里。但近年来却也要时时发声去重复一个历史早就证明了的结论。

　　因为有人就老子故里在哪里提出了超越上述文献和实物之外的观点（这种观点也不新鲜，明清时期就有人提过，但很快就自行纠正或湮没了），形成了所谓老子故里之争。

　　其实，包括一些名人故里归属在内的历史文化悬案的出现和存在是很正常的。记载不明、证据不足、沿袭脉络不清等，这些均可“姑且存之，留待后人”。如诸葛亮身世的襄阳南阳论，因为文字的不准确，因为隶置、地理的变迁，数百年争来争去，却也成就了一段佳话。但老子故里却不是这样。这位老人虽然“不知所终”，但“史家之绝唱”留下来了，林立的碑碣留下来了，一切都清清楚楚，没什么好质疑的，没什么可研讨的，老子故里是哪里就是哪里，像水晶一样清晰透明，丝毫也不磨砂。

　　那为什么还会有人勇气十足地站出来争呢？说他们毫无根据、无端生事，也是冤枉他们了。每一个来争老子故里的人都可以充满自信或充满发现新大陆般惊喜地给我们展示他们的证据，也是有文献有考古，立论纵横捭阖，下笔洋洋洒洒。但正像老话说的那样：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仅从石碑来比较，来争一方提供的古碑年代就要晚于太清宫古碑近1000年，规格、数量、碑文内容更是逊色的紧。证据相较，云泥立判，天壤之别，孰真孰假，一目了然。

　　这种背景下的争就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带有鲜明特色的社会问题了。

　　老子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文化名人，争得老子故里的名分，再赝仿一把，节会一番，是可以获得政绩和产业收入双重效果的，尤其是对于一个自然资源禀赋不佳、社会人文资源稀薄的地方，更是值得花些气力无所畏惧地去争，即便是证据贫乏，即便是曲怪和寡，即便是罔顾历史真实。

　　但既然来争老子故里，总要顾及老子的想法吧。老子告诫我们：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对于人们都尊重的历史，不可不去尊重；对于人们都畏惧的背离真实，不能不心生畏惧。否则，就是违背了万物的道和做人的德。明清时曾经想把“老子故里”争过去的某个地方，很快就自我纠正了，这可能是学术范畴的争和学术心态的自我纠正，贯穿其中的就是对于历史真实的敬畏。

　　近些年来，围绕历史文化资源的争夺名目繁多，愈演愈烈。这之间有历史遗留悬而未决的公案，如前面提到的诸葛亮结庐之襄阳南阳论；有将神话传说现实化的，如“梁祝文化之乡”的多处命名，虽不严谨，却是在推广一个美丽；有近几天刚张开序幕的上海博物馆专家与苏富比拍卖行的苏东坡《功甫帖》真伪之辩，这毕竟是围绕一件拍卖标底展开的，大可由银子收底，也权当是东坡先生又借此自我炒作了一把；有为了现实需要而刻意去经营打造的，如妄争“老子故里”、“李白故里”等，把有足够证据证明了的真实的东西设法推翻，以不惜搅混历史，不惜在国际上损毁中国文化形象来获取狭隘利益，这是要带来很大隐患的。有关部门和有识之士不应该再以学术歧见来任其存在与发展，而是要采取积极的行动，有效地形成统一认识，消除无端之争，维护历史真实，向世界负责任地展示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

　　至于匪夷所思的西门庆故里之争，与文化学术无关，与敬畏背离无关，属于非典型性精神卫生问题，不在本文探讨之列。

　　太清宫一角刘佰玥 绘

　　忘机会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