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那条村道，还是那个村庄。村头有一棵老柳树，老柳树青了，黄了，可是却永远那么挺拔！
还是那个院落，还是那座老屋。老屋上长满了蒿草，蒿草青了，黄了，可是却永远那么温暖！
当年，他就是从那条村道上走出去的。
他路过村头的时候，老柳树抖动着翅膀，飒飒地欢送着他。祝贺他走出了这个村子，走出了一个艰辛的童年和少年。老柳树是那么依依不舍，就像他永远不会再回来似的。
当年，他走出这个院子的时候，曾经回过头去，向依偎在门框上的老母亲再一次告别。
那个时候，他看到了母亲被风吹乱的发丝，还看到了母亲眼角溢出来的泪花。他的心被那纷乱的发丝和浑浊的泪花刺疼了。以至于多年之后，那个情景就如电影胶片一样，永远地定格在他的心里！
那个村庄在豫东平原上，离北京很遥远，坐了汽车还要坐火车，下了火车可能还要坐汽车，才能到达北京他现在的家。从北京过来，乘同样的交通工具要经过同样的程序，才能到达那个村庄。然而，在他的心里，这段距离却很近很近，近得他几乎伸手就能摸到，近得他睁开眼就能看见屋顶的瓦片，和挂在树梢上的那些红红的石榴！
那里没有连绵起伏的大山，甚至方圆几十里甚至上百里连一个凸出的小岗子也很难看到。一马平川的大地上，生长着一望无际的小麦、大豆、玉米、棉花……
在常人的眼里，日出日落、耕耘播种、春种秋收，这是块只长庄稼、不会长故事的地方。
然而，在他眼里，这片肥沃的土地，不但长出了丰硕的庄稼，养育了一代一代黑头发黄皮肤的亲人们，还是一片疯长着故事的地方。这是一片洋溢着浪漫和充满了神秘的土地！
一件让他心碎的事情发生在2003年的某一天。
那座房子的女主人，他那位经历了太多磨难，饱尝了太多沧桑的母亲溘然去世。那位伟大母亲去世的时候，像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在她将要走向天堂的时刻，还以为她不过是到邻居家去串个门儿，再不然就是走个亲戚，回来得晚些，也可能就是到庙会上去烧炷香……母亲对这座老屋和这个院子的依恋让她难以合上她那双已经昏花的眼睛！她在奄奄一息的时候，还叮嘱身边的儿女，一定呀，一定要把她埋在这个院子里！埋在那棵石榴树的旁边……
那个深秋的下午，在周口一家咖啡店里，我再次见到了刘庆邦先生。
在那间充满了温馨的小屋里，斜阳从薄如蝉翼般的纱窗中透过来，洒下了一屋子的金黄色的碎片，连空气里都弥漫着祥和的气氛和浓浓的亲情。
难得这样一个好时光，我们面对面，喝着咖啡，嗑着瓜子，散漫地交谈，让心情像鸽子一样放飞。
庆邦先生到安徽参加一个活动，活动结束，人家本来给他买好了返程的飞机票，他毅然把机票退了。他回到了周口沈丘南部的那个小村庄。那个小村庄就是笔者前述的那个村子，叫刘楼。那个村庄就是让这个享誉中外的作家日夜牵肠挂肚的故乡！他不惜劳累和奔波，转道几百公里回到村里，就是为看望他的母亲——那个在广袤的大地上早已经被雨水冲蚀得较为瓷实的小土包。他坐在那个小土包前，默默地点上一叠纸钱，然后，看着那纸钱跳跃着燃烧，最后，燃烧的纸钱化作了翻飞的黑蝴蝶。
尽管他是个无神论者，尽管他长长的文字在中国文学的长廊里留下了耀人眼目的光彩，尽管他讲述的故事让成千上万的读者陶醉得几乎发狂。然而，在这个小土包前，他用这种最原始的祭奠方式，来表达一个儿子对母亲刻骨铭心的爱，和怀念！
他每年至少要回来两次为他至亲至爱的母亲送一些零花“钱”，让母亲在那边的日子不至于过得太拮据！
给母亲送了“钱”，还要回到老屋里坐一坐。
打开了院门，看到芳草葳蕤地生长着，石榴树茂密的枝叶间，有鸟雀在欢快地嬉戏。看到主人回来了，鸟雀们张开了它们的翅膀翩翩起舞，犹如列队迎接的天使。
老屋里的摆设，完全按照母亲活着的时候一样摆设，母亲用过的东西一样都不少，大到桌子、床，小到一把笤帚。触物思情，看到了这些，就看到了母亲。这些物什，成了链接他和母亲的“情感线索”，而每一次回家看望母亲，总会把庆邦先生的记忆激活，使他获得新的创作灵感！
屋内还是原来的老样子，桌子，凳子，床，床上的褥子和粗布床单，花样非常喜庆的棉被，灶房里的锅碗瓢勺……都是原样儿，就像真如母亲去串了门儿、单等着回来后还要使用它们似的。
可是，母亲永远回不来了。
然而，庆邦先生不这么认为。
现在，他把桌子、凳子、床上的灰尘抹去。他坐在凳子上，听母亲唠叨着柴米油盐，听母亲谈论着玉蜀黍地已经浇了几遍水、上了几次肥，听母亲述说东邻家的母羊生了几只小羊羔、右舍家的奶奶刚为孙子办完了送粥米的喜宴（新生儿的满月酒）……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似乎总有讲不完的故事。
母亲的床上是最温暖的地方，一定要躺上去休息一会的。
闭上眼，寻找着那种久违的温暖，渐渐地就睡着了。
渐渐地眼泪就流出来了……
其实，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连庆邦先生自己也预测不到他会成为一位著名作家。
那时候，他最大的愿望，是能穿上绿军装，当一名解放军战士。可是，由于父亲的原因（父亲在冯玉祥的部队吃过军饷），他的愿望没能实现。可是他天资聪慧，无师自通学会了拉二胡，公社宣传队就多了一位年轻的琴师。如果按照这样的生活轨道走下去，他可能成为那个时期一名优秀的文艺宣传队员，在小有名气之后，被乡村里同样一位优秀的女文艺宣传队员所钟爱，然后在那个叫刘楼的小村子娶妻生子，过着衣食温饱的自足日子。
如果那样的话，中国文坛将缺少一个“短篇小说大王”，那将是中国文坛的悲哀和遗憾！
然而，庆幸的是，庆邦先生终于没把他的二胡曲演奏完。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春天，他背上自己的被卷，走出了小村庄，来到了一个叫密县的“大城市”，当了一名挖煤的煤矿工人。
不知道是生活给他创造了机遇，还是他自己的勤奋和母亲那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早已溶在了他的血管里，让他有了在三千米地下的深处奋勇地朝着朝霞四射的井口攀登的勇气。就这样，他利用闲暇，和着煤灰和眼泪写下的七千字的文字，终于第一次变成铅字，印在了纸上。那篇叫《棉纱白生生》的小说，是他的处女作，登在1978年第二期《郑州文艺》上。其实，在此之前，那些文字已经在他的箱子中压了整整六年。
1978年是个什么样的年头啊？那是个春风荡漾的岁月啊！庆邦先生借了这股春风，心情愉快地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接下来，他在当时很红火的一本名为《奔流》的文学刊物上连续发表了八篇短篇小说。
真正让庆邦先生享誉中国文坛的是他发表在1985年《北京文学》的《走窑汉》，这篇小说是他的开刃之作。接下来，《梅妞放羊》、《鞋》、《神木》、《卧底》、《哑炮》、《红煤》、《平原上的歌谣》 等一大批作品相继横空问世，一篇篇力作把亲爱的读者们带向了如醉如痴的境界，使中国文坛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庆邦热”！
仅此，刘庆邦先生就是周口人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