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8日“刘庆邦文学创作研究会”在沈丘县翰高置业有限公司三槐堂成立。恰逢我退休后在该公司务工，有幸见证了此次周口市文学发展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

　　挂牌结束，刘庆邦回家省亲，董事长房墉先生嘱我陪同，自是欣然成命。回到刘楼村时，刘庆邦的两位姐姐及镇长、村支书、部分村民已恭候在那里。刘庆邦的家，是三间平房一个院，院内西侧翠竹数丈高。屋内条几上摆放着尊母遗像。按照事前安排，周口市作家协会主席、刘庆邦文学创作研究会会长柳岸主持了“刘庆邦文学创作研究会”在家挂牌仪式，在烟花爆竹声中牌匾挂在了堂屋的前墙上。我在牌匾前伫立良久，思考着挂在此处的深意。

　　刘庆邦1951年12月出生，父亲1960年去世。家中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在母亲的爱抚下艰难成长。那个年代，社会生产力低下，物质匮乏。虽然家中有限的物质条件尽可能先满足他和弟弟，生活也是苦不堪言。刘庆邦说，有时“看到地上有一颗羊屎蛋子，都会误以为是一粒炒豆儿”，拾起来吃解解馋该多好！母亲和姐姐希望庆邦长大有出息，家里活都不让他多干，腾出时间让他看书学习。刘庆邦是个争气的人，有股韧劲，读书用功是自然的，考试没有落后的习惯。除学会课本知识外，还向他熟悉的人借书阅读。刘庆邦果然不负母亲与姐姐的厚望，1967年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初中毕业证书。但在1978年前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高中、大学是必须经推荐和严格政审才能去上的。因他父亲曾当过国民党军官，靠推荐上高中没门！当时农村孩子的出路主要有两条：上学与当兵。上学之路无望了，执着的刘庆邦又做起了当兵的梦。刘庆邦说，我初中毕业后两次报名参军，体检都合格，一到政审就把我刷了下来。究其原因，人家说我父亲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当过军官。结果当兵的梦又化为了泡影！如此一来，上学，没了可能，当兵，又没有了指望！我不想当农民，但那几年，命运的泥巴吸住了我的腿，我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我当了个年龄、体力都不够合格的农民！但也必须在烈日下锄地，割麦，打场。我淋着连绵的春雨，到地里栽红薯。在大雪飘飘的冬季，我拉着架子车往地里运肥。我还脱过坯，打过墙，挖过河，垛过麦秸垛。什么叫困惑？那时真让人体会透彻啦！

　　刘庆邦说，1970年，我被招到煤矿当上了一名矿工。那时，煤矿的安全性系数是不高的，若非不得已，做父母的有谁愿意把孩子送到煤矿去呀？！而我前后在矿区就生活了9个年头。我在井下掘过巷道，采过煤，还当过运料工，开过刮板运输机。不管是农村生活，还是煤矿生活，这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

　　磨难是驶向成功的帆船。公道的时间不会亏待勤奋的人，刘庆邦在总结底层历练对自己的成长时说，“这些生活在我记忆的血管里流淌，只要拿起笔来，我脑子里活跃的就是乡村父老和矿工兄弟的形象。”“祸兮福所倚”。刘庆邦终于从社会底层逐步成长为了一级作家，现为中国煤炭作家协会主席。著有《断层》等9部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300余部（篇），散文集30余部。短篇小说《鞋》获1997-2000年度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还获得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

　　近年来，刘庆邦写了《母亲的奖章》一文，叙述母亲1957年参加沈丘县劳动模范表彰大会的情况，回忆了母亲一生辛勤和抚养姐弟成长的功德；2015年值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又写了《父亲的纪念章》一文。刘庆邦凭借父亲遗存下来的纪念章上面的文字线索，追寻到了父亲戎马生涯的一些足迹。父亲在家时名字叫刘本祥，当兵时的名字叫刘炳祥。初始在冯玉祥的部队当号兵。后来一直跟随抗日将领孙连仲转战抗日战场，参加了良乡窦店、娘子关、阳泉、信阳、南阳等抗日战役。尤其在台儿庄大战中，孙连仲2万余人的部队在伤亡14000多人的情况下，仍顽强坚守阵地，为最后的大捷赢得了时机。刘庆邦说，得知父亲是抗战老兵后，“政治包袱”从心灵上甩掉了，对父亲的误解消除了，因父亲的“历史问题”而未能上学、当兵及影响入党的阴影消除了，转而成为自豪和怀念。刘庆邦深情地说，要是父亲还活着就好了，我会让他好好跟我讲讲他的抗战经历，他的儿子手中有一支笔，说不定可以帮他写一本回忆录。

　　刘庆邦眼含泪花的讲述，启迪了我对刘庆邦把“刘庆邦文学创作研究会”的牌匾挂在家中深意的臆想，我恍然大悟！

　　“刘庆邦文学创作研究会”的牌匾是刘庆邦用苦难和汗水换来的，是功成名就的象征。其中饱含着父母勤劳的基因和身处底层生活的磨练——奔向成功的动力源！牌匾挂在院内墙上，室内安放着令尊的遗像，这块牌匾不正是刘庆邦捧给父母最厚重的祭品吗？！以此慰藉历尽凄苦生活的母亲和浴血抗战老兵的父亲，让他们在天之灵含笑九泉，这不是刘庆邦祭奠父母的最好方式吗？！家乡是刘庆邦扬帆起航的原点，“牌匾”挂在村内不也是蕴含着刘庆邦浓重的乡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