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口历史文化追溯之三

　　王爱民

　　姗姗来迟

　　尽管清廷十万火急，剿捻的军政大权统统交由曾国藩掌管，但曾国藩并未因受宠而轻举妄动。老谋深算的曾国藩一再向清廷陈述万难迅速出征的原因，曾国藩经过充分准备，于同治四年（1865年）六月二十一日从江宁动身赴徐州。这时捻军已由山东南下入皖北，后又分两路进入豫西和鄂东，连克黄安、孝感数县，湖北省城武昌震动。曾国藩绕道先赴临淮就近指挥。九月二十三日，曾国藩由临淮移驻徐州。清廷又令其节制豫、鄂、皖三省军务。并让其移驻徐州，曾国藩没有接受这一命令，仍坚持以四镇为防守据点之策。当时，捻军一支离开鄂东，转战进入山东，一支仍在豫西活动。曾国藩增加归德（商丘）驻军，改四镇布防为五镇布防；并令色尔固善马队与张树珊马步两军移驻周家口，抽出刘铭传一军充任游击之师。他准备过了年就移驻河南周家口，亲临最前线督师。

　　曾国藩是何时来周家口的呢？同治四年十一月初六，曾国藩在致儿子纪泽、纪鸿的信中说：“新年即将移驻河南周家口。”两日后，他又在家信中说：“余明年正月即移驻周家口。”第二年，也就是同治五年农历正月二十四日，曾国藩给他的次子曾纪鸿写信说：“余定以二月九日由徐州起程，至山东济兖、河南归德（商丘）等处，驻扎周家口，以为老营。”由于山东捻军活动频繁，他没有成行。三月十四日，在写给纪泽、纪鸿的信中说：“如果齐省（即山东）一律肃清，余仍当赴周家口，以践前言。”可是到了四月二十五日，他在写给曾纪泽、曾纪鸿两人的家书中又说：“余尚不能遽赴周家口。”一直到这年的六月初五日，他在《致澄弟》信中说：“由水路上临准而至周家口。”到这年的七月十二日，曾国藩在《谕纪泽纪鸿》的信中说：“在临淮住六七日，拟由怀远入涡河，经蒙（城）、亳（州）以达周家口，中秋前必可赶到。”

　　曾国藩七月十六日由徐州乘船前往周家口，至八月初六在亳州改为陆地行走，现将其进入周家口日记所记摘录如下：

　　初六日“卯正自亳州起行。周家口张镇（张树珊总兵官）派来迎接之大车、轿车共六十辆，又在亳州雇牛车数辆、夫五十余名。行十二里，至十八里铺打茶尖（饮茶吃饭）。又行四十里，午正至鹿邑县住宿。名为六十里，实不足也。”

　　初七日“早饭后，行二十五里，至赵村集打尖，又行二十五里，至石郎集（试量）。午初即到，在此住宿。是日，陈州府、县来接。”

　　初八日“起行三十六里，至戴家集打尖，又行三十六里，至午正三刻抵陈州府。名为七十二里，实有八十余里。……申正出门，至袁端敏公（袁甲三——袁世凯叔父）祠（在淮阳西大街路北，今已毁没）行礼。与小坞久谈，酉正归。”

　　初九日“早饭后，起行十八里至李集打茶尖，又行三十六里至周家口住宿。名为五十四里，实有六十五里。陈州路极蛮，俗称‘走过陈州路，两步当一步’，盖路之远相传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