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的车轮载着我儿时的梦想，匆匆驰过了五十个春秋。俗话说：“到了五十回头望望。”近日脑海中总是闪现出过去的一些往事，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家事

　　我兄妹四人，我排行老大。在我11岁时，母亲因体弱多病，家中经济拮据，才33岁的她抛下我们撒手人寰。可怜的父亲既当爹又当妈艰难地撑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家。父亲白天要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再累回家还得一日三餐给我们做饭。为了替父亲分担些家务，我很早就学会了擀面条、贴锅饼、烧稀饭。每天做好早饭后，再去学校上早自习。初中毕业考试结束后，我就一心帮家里干农活。没想到命运之神眷顾弱者，高中录取通知书不可思议地送到我家。父亲由于兄妹多，爷爷供不起上学，上到二年级就辍学务农了。深知知识有用的父亲二话没说，给我准备好干粮，步行送我到十公里外的镇上读高中。那时，家里是缺粮户，条件特别差。一到冬季脚手冻烂，一条裤子穿得屁股上磨了洞还舍不得换。但家中再困难，父亲还一直咬牙坚持供我上学，保证不让我饿肚子。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2年，我考上了开封人民警察学校。不怕笑话，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激动得一夜未合眼。晚上，我躺在院里的小床上数天上的星星。到了开学那天，我背着一个大包裹，带着亲戚凑的30元钱, 走进了周口长途汽车站。

　　到校后才知道，学校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每月发20元生活津贴，还发上白下蓝公安警服。我穿上耀眼的公安警服那天，破费到城里照相馆照张半身像。至今，看着那满脸稚气的我，不禁相视而笑。面对紧张有序的警营生活，一学期下来，我的体重不降反升。

　　想起家中的父亲和弟弟妹妹，作为老大的我理应为家里干些什么。我就从每月的生活费中挤出5元钱，到年底回去过年用。年关放假，我与家人团聚。当我把积攒的50元钱放到父亲手里时，父亲的眼里浸满了泪水。

　　驮车

　　那是我上班后发生的一件事。我毕业后分配到县检察院刑事检察科工作。当时，单位实行以老带新的办案模式，我和检察官老杨分到一个办案组。隆冬时节，积雪很深，那时，通往农村的公路全是土路，尤其是积雪融化后的土路，全是泥泞。那天，我到单位刚把办公室的卫生打扫完，就听见老杨喊：“小周，咱俩下乡查案，马上就走，你准备一下。”“好嘞！”我满口答应，赶紧准备好笔墨、纸张、印泥及有关法律文书。趁冰雪上冻，我和老杨骑着自行车“咯吱、咯吱”地走在冰冻的路面上，赶往十公里外的大赵村调查取证。

　　在当地村主任的配合下，我们找到了有关证人，并逐一作了笔录。取证结束，雪后放晴的大地格外明亮。可是问题也来了，地面的积雪在太阳的照射下融化了，路面上积水很深，冰水涌动，根本无法骑车行走，就连阅历丰富的老杨也一筹莫展。

　　看到我们犯愁的样子，村主任老赵牵来一头牛，牛后面拉着一辆木制的驮车，驮车上面放置一块门板缓缓地停在我们面前。老赵指着驮车说：“请二位上车吧!”我们连人带车一块到了上面。老赵前面赶着牛，牛拉着驮车平稳地向县城走去 。那次坐车的感觉舒服极了。现在的办工条件好了，都是坐警车查案，但这次坐车的经历令我终生难忘。

　　演讲

　　由于从小缺乏锻炼，登台演讲一直是我头皮发麻的事。为了克服自身缺点，磨练自己，单位组织的演讲活动，我都踊跃报名，争取每次的登台机会。虽然写稿不是难事，但我到了台上就发怵。记得1988年6月，单位组织庆祝建党节演讲竞赛活动，我第一个报名参赛。接下来，我根据自己的经历和工作性质结合所学的党史知识，一篇通俗易懂的稿子写了出来。为了克服台上紧张忘词的局面，我每天坚持抗干扰训练。稿子背熟后，我晚上到县城行政路十字路口，面对川流不息的车辆和行人大声朗读，达到忘我的境界。

　　但是到了正式比赛那天，台上的我还是免不了紧张。心细的评委张传民副检察长看出了破绽。赛后他关切地对我说：“小周，稿子写得不错，有激情，讲得很有感染力，只是你演讲时腿在发抖，多锻炼几次就好了。”我真佩服领导的眼力。

　　现在的我也走上了中层领导岗位，前年，院里开展文化育检建设，开设“阳光论坛”，我仍是第一个报名。晚上加班写了一篇《厚待自己、善待他人》的演讲稿，当我用近40分钟的时间演讲结束时，闫勇检察长带头为我鼓掌，那掌声久久在我心中激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