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央强调做“合格党员”，这让我想起了父亲对待“格”的认真、严肃、态度和坚守。

　　《史记·礼书》中有言：“有道经纬万端，规矩无价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古人说的规矩，指的就是“格”。父亲的“格”，是他入党的初心、是党章的标准、是党立的规矩、是党员义务。父亲走上革命、18岁入党。他在工作中，最珍惜、珍贵、珍爱的就是党章中的“格”。

　　父亲叫尚文安，1921年生，1939年入党。原藉北京，曾任宛平县一区委执行委员，县委组织部干事、一、二、五区组织委员。1948年随刘邓大军南下至河南，留任鲁山县二区任区长、鲁山县县长，1954年调任许昌专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任命于危难之时，调西华县县委任第一书记。父亲把调离的消息告诉母亲，母亲再三劝说：“老尚啊，你跑南闯北，现在才算有个安稳处，又到西华那个贫穷地方……”母亲的话音未落，父亲就过话茬说：“西华县再穷总得有人去吧。我是党的干部，要服从组织安排。”

　　西华地处黄泛区腹心，是黄泛区的重灾县。遭受10年黄水肆虐，沙丘林立，粮食亩产只有百几十斤，被群众称为“漫天黄沙饿死人，有女不嫁西华民”。年年农民播种的是希望，收获的是叹息。走马上任，父亲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总结推广李陈村翻淤压沙的经验，植树造林锁住风沙。三年翻淤压沙130多万亩，植树造林702万株.植树造林的经验在全省推广，把昔日黄水淹没的沙荒地改造成良田……

　　“扎根黄泛区，改变西华面貌”，这是父亲的决心，也是他的行动。为此，他给我起名“华平”，寓意让我根扎西华、献身西华。

　　对于党的决议，组织的决定，父亲坚决照办，不走样子。1965年春季，父亲去马三营检查植树造林工作，中午去一户群众家吃饭，胃病发作，疼的脸色苍白，他吃了一口饭就停住了，放下钱和粮票吃力走了。父亲有吸烟的习惯，胡友文从抽屉里拿出一盒彩蝶牌烟让他吸，他望着老胡犹豫片刻，待说明是个人买的后才点燃一支。

　　父亲在党内不出格，在家庭也不越格。我们全家在县委院居住，兄弟五人穿戴都很普通，有的衣服还带着补丁，与农村孩子没有两样。为避免家庭事务影响机关人员的工作，父亲动员母亲出了县委院，到县供销社下面的日杂公司做统计工作，一家人住在县社大门南侧一间小东屋里，只有13平方米，全家人一起吃饭都难坐下。

　　父亲在工作岗位上从不干出格的事，他严于守格，终生无悔。不该要的坚决不要，不该得到的坚决不得，这是父亲一贯的态度。有一年的“三夏”前，县委院每人发了一条毛巾。通讯员领回后给父亲送去。他问通讯员，“大家都发没有？”告诉他“都发了”，才说：“把毛巾放那吧。”过后，他去炊事班落实，炊事员对他说是统一发的，父亲才放心地离去。

　　父亲的胃病在1965年前就时常发作，其实不是“胃疼”，是肝病的反映，因劳累过度 犯病后又不去治疗，一拖再拖病情出现了恶化。领导和同志们多次劝他治疗，但他一心想着尽快改变西华面貌，而把治病的事一拖再拖。县导看他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经县常委会集体研究决定送他到郑州住院治疗。

　　入院时，父亲的病已到晚期。每当清醒时，就要求回西华，再三讲当县委书记不能特殊，不要浪费国家的钱，不能为西华人民增加负担。有一天，父亲侧躺着，拉着坐在床边母亲的手，少气无力地说：“小宋啊，我觉得我的时间不多啦。”他停顿片刻，长叹了一声又说，“唉！回北京到父母坟上不可能了，忠孝不能两全啊……”

　　父亲接着又说：“十年了，我和西华人民的感情太深了，活着没有把西华治好，我死了，一定告诉孩子们，把我埋在西华的土地上，让孩子们和西华人民一块治沙丘，一辈一辈的治下去……”

　　就这样，父亲怀着愧疚的心，离开了西华人民，也离开了我们全家人。

　　这，就是父亲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对“合格党员”中的“格”的答卷，也是给我们兄弟五人留下的精神遗产，是我们终生的富有和一生的骄傲。

　　（作者系西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