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顾玉杰
编者按: 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从崔庆余同志身上找到了答案:对党忠诚,赤心不渝;恪尽职守,一心为民;两袖清风,淡泊名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崔庆余同志毕生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追求和远大志向！是什么在支撑着他这样做？是信仰的力量！2016年8月21日，崔庆余同志病逝。11月11日，中共周口市委作出关于开展向崔庆余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以崔庆余同志事迹为生动教材，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向深入。崔庆余同志曾是2000年市委表彰的模范人物,本报对他作过连续报道。为便于党员干部学习崔庆余同志先进事迹，编辑部整理转载当年崔庆余事迹报道和他的部分日记，重温这名优秀共产党员的赤诚情怀。
崔庆余是一位1947年参加革命，1949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1989年离休前，任淮阳县鲁台镇卫生院协理员。
记者在淮阳县鲁台镇采访，提起崔庆余，许多干部群众都能打开话匣子：他扛过枪，打过仗，是个老军人；他扎根鲁台卫生院，一干就是37年，是这里资格最老的干部；他一心为公，乐于奉献，甘于清贫……
50多年的党龄，50多年的革命生涯，如今岁月已将崔庆余带入老年。霜染的白发，风刻的皱纹，崔庆余老了，但他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在实践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道路上，从来也没有歇过脚。崔庆余的工作作风、学习精神、奉献情怀以及他对党的赤诚，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采访崔庆余，记者像读历史，更像在听党课，让我们一起听一听崔庆余的故事。
——记者题记
党是我的母亲
1929年10月，崔庆余出生在淮阳县北小关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是个推平车的脚夫，一家人靠捕鱼、做蒲活为生，日子过得非常艰难。10岁以后，崔庆余断断续续读了几年私塾，接着便跟人当徒工学石印，谋求生计。那时的崔庆余，还是一个懵懵懂懂、为衣食奔波的少年郎。
1947年秋，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硝烟在豫皖大地飘荡，刘邓大军纵横驰骋，所向披靡。这年10月，18岁的崔庆余在项城水寨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豫皖苏军区独立旅警卫营的一名卫生员。从此，跟着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意志，在崔庆余头脑中逐步形成了。
崔庆余随部队转战南北，先后参加了著名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并荣立战功。1949年6月，共和国诞生的前夜，崔庆余在南下途中光荣入党。1952年夏，崔庆余所在部队奉命挺进西藏。过了二郎山以后，由于剧烈的高原生理反应，崔庆余最终没能实现他解放西藏的夙愿。这成了他一生的遗憾。
1952年7月，崔庆余转业回到淮阳县卫生院，当了一名普通的防疫员。
“部队过了二郎山以后，我就没打算活着回来。”崔庆余每每提起这件事，就禁不住两眼湿润，热泪横流，他似乎有一种偷生的感觉。“比着为革命牺牲的战友们，我拿什么报答党的恩情呢？”苦水里泡大，在部队成长起来的崔庆余，对共产党毛主席怀有无比真挚的感情，他的生命与党的事业已完全融为一体了。几十年来，退居僻乡一隅的崔庆余，始终以老党员和老军人的双重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风风雨雨，崔庆余都能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党的领导不动摇，一心跟党走，永远做党的好儿女。
1958年，崔庆余在“反右”斗争中被划成右派分子，1962年获平反，恢复党籍和公职，次年任鲁台卫生院院长。他在1963年11月3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在我被判为人民敌人的年代，我只有一个心，就是把人民的利益作为我的行动标准。为什么把我判成敌人呢？我可能有错。我常常想到再孝顺的孩子，也有不顺父母之意的地方。我掌握一个原则，那就是我活一天给人民劳动一天……
党是伟大的，工作中的缺点是难免的，划我为右派，我经得住党对我的严峻考验。党给我平反，回忆起来，我自豪，我还是人民的长工，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文革”中，崔庆余毫不例外地受到冲击，但他对党的命运、祖国的前途一直充满信心。他以一个革命战士的豁达胸怀和乐观主义精神挺过来了。那时，游街批斗，他戴着自制的最尖最高的帽子；他贴自己的大字报，向人民“坦白”；他振臂高呼口号“打倒崔庆余”……可当他听到有的干部不堪迫害而寻短见时，总是连连惋惜。他说：“党员的生命是属于党的，而不完全属于自己，我不能也无权选择这条路。”
1988年12月27日，他写了这样一段日记：“1989年将是我六十岁之年。我这个共产党员，是在战争中生，也应在战斗中死。也就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斗，为党的光辉事业而牺牲，实现入党时的誓言，为人民奋斗终生。”
在崔庆余的心目中，党员的称号比山还重，党员的内涵比海都深。就在离休以后的十多年里，崔庆余坚持过组织生活，并负责鲁台镇卫生院党员的党费收缴工作。他把这项普普通通的工作看得很重，做得也极认真。他总是列出表格，使党费数目一清二楚，还给每个党员开出交纳党费的回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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