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一版）在鲁台镇，凡跟崔庆余一块工作过的人都知道，他每月领取工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交纳党费，并根据自己工资的增幅多交15元、20元不等。有一年，他的二儿子崔淮生因经商不诚信被工商部门查处。这事发生后，崔庆余像被人当众抽了两个耳光，无比痛心差愧！他认为自己作为党员，没有尽到教育子女的责任，给党的事业添了麻烦。从那以后，每年7月1日党的生日，他就多交100元党费，作为一个老党员向党的忏悔！就是这样，崔庆余以对党的赤子情怀，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党的光辉形象。

　　学习是党员毕生的任务

　　崔庆余只读过四年私学。在部队，在解放军这座大学里，党给他一把学习的钥匙，领他走进知识的殿堂。50年来，崔庆余持之以恒地坚持学习，他写了111本日记和笔记。这些保存完好、透着历史沧桑的墨迹，是一个共产党人勤于武装头脑，不断改造主观世界，时刻修正人生航向的佐证！

　　崔庆余是从旧社会熬过来的，最知道学习的重要和知识的金贵。他引用别人的话说——“淘金不泼一星，学习不择一字。”

　　“作为一名党员，学习是一生的革命任务。”崔庆余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自从转业踏入卫生岗位以后，他就开始钻研医学知识，提高业务水平，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他学习传染病知识、巴甫洛夫学说、中医理论知识、针炙疗法、保护性医疗的利用、中草药药理等，并记下大量的学习笔记。通过学习，崔庆余掌握了针炙疗法，每年都有许多病人向他求治，他也治愈了不少患者。为此，他非常自豪：“我也能不用药就给病人治病了！”

　　作为见证共和国诞生的老革命、老党员，再没有比对政治更熟悉的了。毛泽东思想、党的光辉历史对崔庆余的影响是终生的。他经常说：“毛主席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群众路线，千秋万代也不过时。”他长年自费订阅各类报刊杂志，仅《毛泽东思想研究》就订了20多年，堆起来很高一摞子。崔庆余的最大兴趣就是学习政治，通过报刊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了解时事动态。他把学习政治比作“洗脸”——十天不洗脸，思想就发懒。他十分注重通过学习改造思想，1963年7月16日，崔庆余写了一篇日记，还冠以标题《我穿了细衣》，“……我看见穿一级风(指衣料很薄的衣服)的人说凉快，心里眼热得慌，就不愿穿粗布和带补丁的衣服了。到底我穿上了斜衫裤子，清风一吹，飘飘的，下乡走到群众跟前觉得高贵的多。看见群众做活，生怕弄脏了自己的衣裳；刚想抱群众的小孩，群众随手又把孩子接过去了。回到家里，我的孩子偎过来，我也怕脏了衣裳不叫孩子贴近。这说明，享乐思想在我心里发芽、生根、出苗，爱在群众面前排排方步，怕劳动弄脏了我的细衣裳，以致脱离了群众。这是一个党员多么危险的思想！”在这里，崔庆余对本人滋生的享乐思想进行了大胆解剖，警示自己要永远保持党员艰苦朴素的本色，做到与人民群众长期打成一片。

　　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崔庆余的日记和笔记有的编了号，有的还取了名字，如《解剖刀》、《光明》、《洗脸盆》、《苗头》等。1987年12月，崔庆余的女儿来鲁台，走时趁卫生院的车回淮阳，车拐到东关把他女儿送到家门。有人捧场说：“看人家爹多有面子，官车送到家。”为这事，崔庆余在政治学习中不断反思。他在《苗头》这本日记中检讨自己：“为什么有拐拐的打算呢？这说明我脑海里有特权思想，要争取同志们的批评，把此事提到党性高度来认识，并退赔燃油费。”事情虽小，足以看出，崔庆余对自身要求是多么严格！

　　他学习模范人物，雷锋、张海迪、陶行知、孔繁森等等，从这些人身上汲取精神力量；他借鉴反面典型，把党员腐败变节的案例一一罗列，从中汲取教训，时时自警，引以为戒。他这样认识：再高级的干部，再老的党员，如果失去警惕，思想上生出毛病，就会犯下大错，身败名裂，给人民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一个党员，只有不断地学习和改造思想，才能防腐拒变，永葆共产党员的本色。

　　我是人民的“长工”

　　崔庆余最宝贵的人生年华，献给了农村的灭病防疫事业。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要站在农村防疫灭病的前线、最前线，为农民群众谋福利。”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百日咳、伤寒等疾病发病率高，严重威胁农民的身心健康，防疫灭病成为基层卫生院的头等大事。那些年，崔庆余更多的时间是蹲在乡村，没日没夜地给群众发药、打防疫针。他先后在淮阳城关、搬口卫生院工作，最后落脚鲁台。鲁台的角角落落都留下过崔庆余的脚印。现在，淮阳倒栽槐附近四五十岁的人，没有不熟悉崔庆余的，当年，崔庆余像捉迷藏一样，满村找着“逮”住他们服药或打防疫针。

　　1965年5月，麦收前夕，崔庆余和韦学堂在倒栽槐刘寨村打防疫针，他们半夜“出击”，把人捂在被窝里，折腾几宿，两眼都熬红了，才完成30多人的注射防疫任务。由于群众对防疫工作认识不够，虽然做了大量宣传，防疫防病仍然进度缓慢，崔庆余很着急。他想个办法，找到一个叫赵连备的13岁少年，让他夜里帮助敲门。这晚，他们来到村民尚进贤的代销点，拍拍门，里面没人应。

　　崔庆余给小连备耳语一番，连备拍着门喊：“进贤叔，我买烟哩！”尚进贤打开门，崔庆余给他的儿子顺利打了防疫针。临走，崔庆余对尚进贤说：“打了针就不得伤寒病了，这是好事，给群众说说，不要害怕……”

　　疟疾，这个已被消灭的病种，在70年代末一度呈现泛滥态势，群众谈之色变。预防疟疾成了当时农村卫生工作者的主战线。崔庆余再次实践了他要站在农村防疫灭病最前线的诺言。这个实践，是他从研究蚊子开始的。在鲁台，崔庆余伺弄蚊子曾被传为佳话。

　　蚊子是传播疟疾的罪魁祸首。预防疟疾，除了服药以外，还要最大限度地灭蚊，缩小、切断传染源。为了提高灭蚊效果，崔庆余就研究蚊子的种类、繁殖规律和生活习性，探究灭蚊的最佳条件。

　　鲁台卫生院的人都知道，崔庆余经常找来几个玻璃杯，装上水，把逮来的黑斑蚊、库蚊等分类放进去，然后蒙上纱布，放到阳光下观察。一年、两年、三年。天长日久，崔庆余慢慢发现，蚊子一般是在4月上旬开始产卵，一只蚊子一次最多可产卵200多个，生成像针尖一样大小的孑孓（蚊子的幼虫）；在7、8月份，蚊子从产卵到长成仅需一个星期；库蚊趴伏时肚子是平行的，按蚊趴伏时肚子是倾斜的，按蚊不喝血不产卵……于是，崔庆余得出结论：灭蚊的最佳途径就是根据蚊子的产卵周期，杀灭蚊子的幼虫即孑孓。

　　崔庆余把他的研究成果很快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每逢进村，他哪里脏哪里臭就偏往哪里去，挨家挨户看粪坑，发现灭蚊条件的，他就立马作业，土法灭蚊。有一年夏天，他下村发放药品时，经过一个坑塘，塘里水质暗黑，浮着气泡，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崔庆余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急忙返回鲁台，自己掏钱买了一桶柴油，泼到那个大坑塘里。过后，他给别人说：“治了那个坑塘，附近村的蚊子就少多啦，对防疫灭病工作有利。”

　　崔庆余一旦认准了一项工作，就能达到痴迷的程度。1980年9月，崔庆余在淮阳县委党校学习，就在这个时候，他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卫生工作者。一到黄昏，他就固定好寝室的窗纱，糊严门缝子，扑扑嗒嗒地捉蚊子，热得汗流浃背，最多一次打死、活捉200多只蚊子。他还利用午休时间，跑到淮阳城湖边，搞孑孓调配，积累资料，准备给医务人员讲解，传授灭蚊知识。9月9日，他在党校写了这样一段日记：“灭蚊的程度不同，还会存在不同程度的蚊子密度，所以防蚊也很重要。争取实现灭蚊到最小的密度，防蚊叮咬到最小的机会，传疟降低到最低的数量……”

　　崔庆余接任过三个卫生院院长，这三个卫生院都成为淮阳县闻名的先进卫生院，鲁台卫生院还被评为全省、全国卫生防疫先进集体。不管在哪里，也不管什么年代，崔庆余总是把自己看作一个兵，一个普通的卫生工作者，一个人民的“长工”，脚踏实地、满腔热情地履行党交付的任务。

　　他心里只有两个字——人民

　　在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崔庆余从来都是一路奔跑。可是，一旦涉及到个人利益，他从不损公利己，真正做到了克己奉公，一尘不染。

　　崔庆余的家在卫生院家属院的最西头，与镇粮管所的面粉加工厂隔着一道墙。老伴左云英经常在面粉厂下水道捞些秕麦，崔庆余对这件事初始并没在意。有一天，崔庆余看到老伴一下捞到几竹篮子麦，他摸摸，麦子籽粒挺饱满，就问：“老左，你咋捞恁多麦？”“八成是面粉厂的机器坏了。”听老伴这样说，他立即找到粮管所主任鲁乃敏，质问：“你们咋管理的，麦子都漏完啦……”

　　崔庆余经常去沈丘槐店购书或买其它商品。有一次，他为卫生院买了东西开票时，售货员为了“答谢”顾客光临，有意把价款40元开成60多元。崔庆余拿着票，皱起眉头，他批评售货员说：“你这妮，给我多开了20元，我占了便宜，却让公家吃了亏，如果都像你这样，国家损失就大了！”最后，售货员只得给他重新开了一张发票。

　　崔庆余不求索取还一心只讲奉献。有一年干部调资，补发他1800元钱，他瞒着老伴捐献给鲁台镇小学。他1989年离休时的2000元离休补助金，至今还在卫生院财务账上，在党小组生活会上，他多次提出把这笔钱全部作为党费上交。崔庆余每月的工资，除了用于党费和生活费以外，其余几乎全部用来订报买书，建设家庭图书室。

　　崔庆余真的不需要钱吗？崔庆余老两口的家，确切地说只有那张床算得上家具，连一部黑白电视机都没有。有的只是满满一屋子图书。一切，都透露着与这个繁荣、奢华时代的距离。

　　崔庆余有二子一女，他任院长几十年，没有为一个子女安排工作，没有给孩子盖一间房子，没有给子女置买一份家产。大儿子在淮阳城里卖瓷器，小本生意，勉强糊口；二儿子两口常年在外打工。他的女儿，家庭生活更困难，下岗后靠骑三轮车卖卤面养老育子，由于长年风吹日晒，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得多。

　　崔庆余不心疼孩子吗？一次，他的大儿子因生活困难去鲁台卫生院找他。他开导儿子说：“你已经大了，成家了，自己的路要自己走。父母帮你一次可以，总不能帮你一辈子吧？”

　　崔庆余的老家位于风景秀丽的龙湖岸边。儿孙们都想让离休的崔庆余回城里开个个体诊所，挣个活便钱，反复跟他商量，他说啥也不肯。他说：“钱多钱少咋个衡量？国家给我开着工资，我就得为人民服务。鲁台是个偏远乡镇，那里更多老百姓需要我，我不会离开鲁台。

　　有人觉得崔庆余不食人间烟火，有点不近人情，说他“傻”“神经”“不值”“不会混事儿”。其实他这种超凡脱俗的思想境界和行为方式，正是一个共产党人完全、彻底地履行党的宗旨的体现。他全然不在乎这些来自世俗的讥讽。他时刻牢记的是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如何履行在鲜红的党旗下对党和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崔庆余就像一支红烛，蓬蓬勃勃地燃烧着，把全部的光和热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

　　党员没有离休日期

　　1989年，崔庆余离休了。

　　在人们看来，这个一生为人民鞍马劳顿的功臣，该歇歇了，该安享晚年了。可他却说：“我工作虽然离休了，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没有离休日期的。”他本可以回到风光旖旎的淮阳县城龙湖边的故居休养，但他舍不得离开鲁台镇卫生院。

　　崔庆余离休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办起一个家庭图书室，做传播社会文明的使者。他把几十年来自己征订、保存的书、报刊装订整理，无偿供群众借阅学习。崔庆余的家只有两间房，40余平方米，图书室整整占去1间。书刊从墙角撂到房顶，一架架，一棚棚，记者随手翻翻，这些图书有党报党刊、理论文献、名人传记、农业科普、医疗保健、儿童读物等，琳琅满目，种类繁多，能满足各个行业不同文化层次读者的需要。粗略统计，崔庆余的图书室有1万多册图书。图书室的读者越来越多，每天上午10点以后，借书的和还书的人挤满屋子。有一个名叫王书剑的读者，仅1998年就从这里借阅了424份报刊、218本书籍。一个考上大学的青年给崔庆余寄来一张贺卡，上面写着：“崔爷爷，您的图书室给了我知识，希望有更多的人从这里汲取营养……”

　　崔庆余一边办图书室，一边义务为附近群众和镇直机关单位长年义务送报。他还自费为镇卫生院、镇中心小学和镇政府制作10个阅报栏。每天上午8点半，崔庆余准时来到镇邮电所，分发领取他所要送的报刊杂志，然后到各处送报，到报栏换报，并随时向群众进行讲解。崔庆余对这个“捡来”的工作极端认真，不论是寒风呼啸的冬日，还是烈日炎炎的盛夏，他送报风雨无阻，从不间断。

　　现在，崔庆余义务服务的报刊订户有80多家，最远的有十几里路，就这样，他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来往于东家西院，机关门店；进千家门，讲国家事，从来不知疲倦。有人计算，11年来，崔庆余仅义务送报一项工作，就走了6万多公里，相当于绕地球一圈半！

　　崔庆余认为，离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为人民做细小的事，过去从事防疫灭病是为人民服务，现在随时随地都能为人民服务。崔庆余擅长针灸，人们敬慕他的高尚医德和精湛技术。附近村民找他扎针治病的络绎不绝，他不但不收病人一分钱，还经常留路远的群众在家吃饭。每年农忙季节，他就去附近村帮助农民干活，割麦、扬场、锄地。镇卫生院家属院的路，是他一块砖一块砖捡来铺成的。他从当院长那时起，就“承包”了卫生院四个厕所和下水道的打扫清理任务……

　　崔庆余把为群众服务当成人生的一种享受、一种乐趣、一种幸福、一种追求。他觉得只有这样才活得实在，活得有意义，活得像个共产党员！(原载2000年5月《周口日报》总标题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