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闽杰
投笔从戎
七、家父遇难
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安徽抗击太平军形势向好。江北大营提督和春在庐州击败太平军。六月十一日，团练首领李元华收复六安州。八月，提督秦定三取得舒城大捷。曾国藩率大军自岳州乘胜向东挺进，接连取得大捷。吴廷香认为全国抗击太平军形势大好，也正是他们收复庐江的最佳时机。吴廷香一边向官军请援，一边募集资金招兵买马。八月二十六日，庐江的各路民办团练武装齐集汤池，誓师围攻庐江。随后一举攻下庐江城，全歼城中守军，俘获太平军将领任大刚，并于九月初一日将任大刚磔于市，民军士气大振。《清史稿·吴廷香传》载：“大江东、西，以乡兵败贼克城，盖自廷香始。”
得知庐江失守，太平军急从安庆大营和无为州急调三万兵马，合围庐江城。吴廷香自感贼势如焰，非团练实力所能敌，遂派吴长庆突围求援。九月十六日，安徽巡抚福济急令安庐道道台何桂珍拨开化勇500人驰援庐江。区区五百兵勇怎可能解庐江之危，吴长庆失望之余转奔淮北宿州，向正在和捻军作战的袁甲三求援。吴长庆和袁家的恩怨情仇也便由此拉开序幕。
袁甲三（1806年～1863年），袁世凯的叔祖，项城袁氏的第一位进士，字午桥，谥号端敏，道光十五年进士，历任礼部主事、军机章京、监察御史、兵部给事中，后官至漕运总督，与曾国藩为挚友。国难当头，袁甲三受吕贤基之邀回乡帮办团练，主要在淮北地区剿灭捻军。
吴长庆从安徽巡抚福济那里搬来少量援兵后，自知五百兵勇无济于事，又临时决定前往宿州袁甲三大营求援。从庐江到宿州相距350公里，那里是抗击捻军的主战场，战况亦不乐观，压力山大。所以，吴长庆到宿州求援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作用。“这也是吴廷香的有意安排，以示父子不能同困于险地。”
吴长庆到了袁甲三大营，说明来意。袁甲三便召集子侄和幕僚讨论该如何应对。袁保恒根据当时淮北战局吃紧、不宜分兵的实际情况，不主张长途驰援庐江，劳师履险。袁保庆则站在道义的立场上，认为现在孤军被围，九死一生，不能观火不救，主张立即驰援。就在袁甲三犹豫不决之际，庐江城破。根据当时情况，吴廷香完全有机会出城求生。庐州被围日久，军粮将绝，进城增援协防的开化勇首领沈承贻、蔡萼率众逃离庐江。太平军利用夜色掩护攻进庐江，吴廷香回天无力，欲杀身成仁被兵士阻止。兵士劝其出城避难，吴廷香严词拒绝道：“复城守城，虽非吾责，吾义也。城危而走，义何居焉？出郭一步，非死所也！”
客观地说，吴廷香非死于城破，而殉于义。但袁氏兄弟二人临危之时截然不同的态度让吴长庆对他们也有了明确的认识。吴长庆从此以后与袁保恒绝交，视为陌路，而与袁保庆结为金兰，成为恩荫后代的兄弟。
袁甲三为了补偿没有及时驰援吴廷香的亏欠，劝吴长庆留在自己营下读书。吴长庆拒绝了袁甲三的好意，回乡召集父亲旧部，盟誓抗敌。朝廷亦因吴廷香功绩，荫吴长庆世袭云骑尉。安徽巡抚福济令吴长庆督帅舒城、庐江团练，吴长庆开始了自己的奋斗历程。
谈到近代史，有很多人把“湘军”和“淮军”并列，视为完全相同的地方武装，其实是一种误读。两者的组建过程及历史作用，有着很大的差别。
湘军是由一名具领袖意义的人物——曾国藩，经过招募、训练、征战，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一步一步带出来的。在满蒙八旗、绿营失去战斗力的危难时刻，这支地方武装异军突起，成为清政府支撑危局的中流砥柱，也成就了一大批湘籍名臣良将，他们的成长改变了大清官员中满汉的比例，有力地提升了汉族官员在朝廷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以至于专擅权谋、工于心计的老佛爷也不得不对他们有所顾忌。战后的“刺马案”就是一个极有说服力的明证。
曾国荃攻陷南京，立下剿灭太平天国的首功。长江下游一带富甲天下，向为朝廷最重要的财税保障地。狡兔死良弓藏，已渡过难关的慈禧自然不愿湘军据此要地继续坐大。1868年8月，慈禧任命山东人马新贻为两江总督。马新贻（1821年～1870年），字谷山，回族，山东菏泽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早年追随袁甲三与捻军作战。为感念袁甲三的教携之恩，发达后的马新贻成为袁世凯之父袁保庆在官场中的有力奥援。1870年7月26日，马新贻阅操完毕，从校场返署途中被刺客张汶祥刺杀，朝野震惊，人皆瞠目。“马公新贻被刺，曾公国藩即世。阖城惊惶，谣言四起，公（袁保庆）督帅家人闭门谨守。”这是《容庵弟子记》里的记载，足见当时南京城中的紧张气氛。慈禧对此事件虽满腹狐疑，感慨说“此事岂不甚奇？”但也只是感慨一声而已。慈禧下懿旨，命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查办此案。“刺马案”最终仅以凶手“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为由，断定“实无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草草收场。次年十月，凶手张汶祥被凌迟处死，剖腹挖心，祭奠一下马总督的在天之灵。
相比之下，淮军就远不是那么回事了。不只是淮军出现的时间晚，说白了就是一个“乌合之称”。对此刘厚生先生有个形象的比喻：“李鸿章，他根本没有造就什么人才淮军将领并非与李鸿章有密切的渊源，他只是吃人家煮好的现成饭罢了。”这里不妨将淮军的产生和发展简述一下，亦为之后讲述李鸿章与吴长庆、张树声之间尖锐矛盾时做铺垫。
曾国藩的湘军攻下安徽首府安庆时，清军的江南大营再次被太平军攻破，长江下游的广大区域多为李秀成占据，上海依托英法军队的保护，暂时未被攻破，成为一座孤岛，许多逃难乡绅涌向那里。此时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督办四省（苏、浙、皖、赣）军务，驻扎安庆。寓居上海的京官、逃难乡绅和驻上海的江苏巡抚等士绅面对太平军的威胁，惶惶不可终日。一番商议后，决计向曾国藩乞援。大家推荐丁忧在籍的户部主事钱鼎铭前往安庆，持联名信请求曾国藩派兵守护上海。陆路已被太平军阻断，钱鼎铭乘轮船，沿水路抵达安庆，上演了一出近代“包胥哭秦廷”的大戏，并哭出一只新建的地方武装——淮军。此时朝廷亦责令曾国藩驰援镇江。派谁带兵前往上海，以解围镇江之围成为令曾国藩颇感头疼的事情。曾国荃守着攻打南京的首功，不愿离开；欲委派沉稳的湘军老将陈士杰赴沪，陈以母老婉拒。正当此时，一个“人精”到了安庆，他就是程学启。程学启（1829年～1864年），字方忠，安徽桐城人，淮军著名将领，官至赣南镇总兵，战死于嘉兴之役。当年，吴长庆父子、张树声兄弟在庐江、合肥起兵抗击太平军的时候，程学启和丁汝昌选择了投靠太平军，并很快因战功被拔擢为将领。太平军内讧导致衰弱，战局日紧，程学启又带着丁汝昌投靠曾国荃，助攻安庆。丁汝昌（1836年～1895年），号次章，安徽庐江人，北洋海军重要将领，甲午海战失败，拒绝日军劝降自尽报国。
程学启得知钱鼎铭到安庆乞援上海的消息，敏锐地嗅到了其中的机遇，他立即找到李鸿章研究形势，判断利害：“上海开埠日久，系中外商贾云集之地，有饷可筹，有枪炮可买，更有洋款可借，有轮船可以运兵。”他建议李鸿章毛遂自荐，将皖北团练集合起来开往上海，成立以安徽人为主的地方武装。听了程学启的分析，李鸿章眼前一亮，信心大增。得到曾国藩任命，李鸿章通过各种关系，将上节提到的皖北子弟兵悉数招到安庆，进行集训，并按照湘军的规制进行改编，筹建淮军。
曾国藩考虑到皖北民团没有经历过大战考验，缺乏打大仗、恶仗的经验，力量亦太单薄，便将程学启、郭松林等数十营湘军整建制地调给李鸿章，充实淮军，至此淮军拥有14个营，六七千人。上海官绅募集18万两白银租用麦李洋行的5艘火轮，分批运往上海，又一支地方武装——淮军登上历史舞台。曾国藩又向朝廷保举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在李鸿章的带领下，这支队伍愈战愈勇，并成为后来平定捻军的主要力量。
由此可知，淮军各部早已分散存在于皖中地区，单独成军更多是依赖曾国藩的引导和推动。淮军在上海的出现，对于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来说意义是双重的，首先从军事上看，淮军参战缓解了湘军的压力，湘军在上游，淮军在下游，对南京形成东西夹击的钳形攻势；其次从政治上看，淮军的出现成功消弭了慈禧太后和满清权贵对湘军一枝独大的担忧和猜忌，分散了各方对湘军的诋毁忌谤。读史至此，曾文正公筹建淮军的举动不能不说是用心良苦、意味深长，其博大的胸怀可敬可佩，老谋的心机更是让人叹为观止。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