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决定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首先就为这个题目犹豫了好几天。一是因为它太土，没有一点灵气，更谈不上什么洋气；随之就显得不醒目，不能给人带来眼睛一亮的感觉，这在为文上也算是很大的一忌。可是不这么写我总觉得难以准确地表达我对这位老兄的感情，更难恰当地抒发我们这对异姓兄弟之间的情意。

　　我说的这位王老兄他叫王子学，是南边距我村二里半地的王庄人。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村，他又比我大得多，起初我并不认识他。初次结识他，是在水寨北头的邮局里，这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的邮局很破旧，是不大的一间小房子。我正趴在柜台上给远在新疆的四叔写着信，忽听背后有人说：“你就叫秦学廷吧？”我回头一看，一个三十出头（我当时二十多岁），相当精明强干的军转干部正对着我微笑呢。我腼腆地点点头，也笑着问他说：“您怎么认识我？”他说：“认识，认识。”那干脆利落的样子更使我茫然了，心想，他怎么会认识我呢？多年后在一起工作了，一次闲谈中他才告诉我：“你在高中时就是个才子吧，哪庄没有你的同学啊，早听说了。刚才就在门外还有人给我指点呢。”噢 ，我这才恍然大悟。

　　和他在一起工作是十多年以后的事了。他首先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讲究实际的人。比如说那时候的教育，要检查老师的工作情况，首先就看你写没有写教案，这是天经地义的。可问题是有哪一个人的教案是自己写的呀，不说别人，就说我自己，有那个能力吗？不都是比着上边发下来的教案抄的吗？所以我不愿意去做那个假，更不愿意为此去浪费珍贵的时间。而乐意把有用的要点都旁批在课本里，字里行间做满了标记。这样讲起来既实用，又方便，太受同学们欢迎了。然而我这样做却从此使自己落下了个不写教案的坏名声。作为校长的王老兄他也深为我的遭遇回回给予理解和同情。他对上级讲，不管怎么说，秦学廷的课还是讲得非常优秀的。更倒霉的是，到了评职称的时候我更吃了大亏了。就凭我没教案，上边堂而皇之地不给我好职称，那些利益和我相触的人更不肯放过我。尽管王校长又站出来为我口干舌燥地争取，结果还是无济于事。在第一次的甲级评选中我只好名落孙山。不过，我对王校长那样地为我争取我还是十分感激的。

　　这以后乡里几次组织人来听我的课，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令我欣慰的是，那次教办室的王国防主任听后说：“确实是入木三分。”还有一次三中的张洪庆主任评价说：“实在能旁征博引，举一反三。”更叫我感到欣慰的是，有次乡文教助理李文哲同志竟当着许多老师的面说：“这个秦学廷啊，你且莫说叫他教初中，现给他个高中他也满可以。”这我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再就是入党的问题。那时候有这么一个传说，都说秦学廷是王校长看重的红人。因为别人想入党都是主动写申请，而我的申请是王校长主动找着我写的。他说：“你不要有顾虑，我是完全相信你够格的。”这么样的情况是不是我给王校长送过什么礼呢？不是！我不仅没有给他送过什么礼，他就连我的一根烟也没有吸过。我俩都是属于那种非常耻于“礼尚往来”的人。他说他是完全看重了我的实际工作能力和人品。我们虽然都不是什么君子，但君子相交淡如水的亮节我们也算是做到了。

　　不想，我自己再一次把事情给弄砸了。

　　原来我在申请书里说：“请党组织相信我，如果批准了我，我一定对得起您，坚决不能像现在的有些党员干部那样，动不动就随意吃老百姓的，拿老百姓的，给您抹黑。”这句话搁现在满行，搁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不知道就得罪了谁，坚决不予批准!开会回来的王老兄跺着脚批评我：“你这个秦学廷呀，咋这么实诚呢！”于是乎，他干脆上午饭不吃，关在屋里，自己又替我写了一份申请交上去，我这才成为党员了。唉，我这个王老兄！

　　如今，王老兄已经退休十多年了，也不在家里住，去到郑州照顾孙子孙女去了。每逢年节还忘不了给我打个电话，使我心里热乎乎的。你说一个将近大我十岁的老哥，又是我的一个老领导，还这样地常常惦记着我，这真叫我实在过意不去。这不，就在一个月前，他又给我来电说：“秦学廷啊，你不是喜欢写点东西吗，我在郑州×报有个熟人，再写了寄过来，我给你找人发表吧！”我说：“那有什么意思啊。不了。”他说：“不这样人家能用吗？”面对他的好心我真无言以对。结果我这次写好后，还是没有寄给他，我觉得那实在没有什么意思。你想，写个东西光靠找人发表那到底还有什么意思啊！于是我把它寄到咱没有熟人的《周口日报》来了。唉，我就是这么一个脾气。但愿它的命运不像我老兄所担心的那样。可不管结果如何，我对王老兄对我的真诚关照仍是感入肺腑的。这样，经过这么多年的交往，我深深感觉到，就像前面所说，他虽然与我异姓，但他不是兄弟，却实在胜于兄弟。我们中国有句古话，“非亲有义须当敬，是友无情不可交”。像王老兄这样的人我到什么时候能不尊重呢。所以在此，我再次深情地说声：我亲爱的老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