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有一个梦，他因这个梦而遗憾终生。

　　往上溯，我祖上都是贫苦农民，温饱生活都是祖辈们的奢侈，更不会奢望有什么文化了。父亲年轻时在西北军吃粮当兵，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却常为没文化而痛苦，总希望他的儿子能有学问，这成了他挥之不去的梦。

　　1960年，父亲把7岁的我送进学校。上学后，我用父亲给我买的粉笔铅笔，把家里墙上、门上、柜子上、床帮上都划得满满当当，父亲不仅不烦还欣赏我胡乱划的东西，说这一道儿写得平，稳当；那一道儿写得直，有劲儿，这对我来说真是莫大的奖励。

　　在学校里因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我学习得很快乐。第一次老师让造句，老师就夸我用“蹦蹦跳跳”一词造句造得像一篇小作文儿，这让我永远难忘。从那时候，我喜欢上了语文。上学后，我每次考试都是班里的前几名，父亲为此感到特别欣慰。

　　有一次，我因作业完成得不好，放学后被留下，耽误了吃饭。这对学生来说是常事，但万万没想到，当我刚出了学校，就看到父亲黑着脸在路边等我。我虽觉得不妙，还是径直走到他跟前，他猛地抡起胳膊来狠狠地把巴掌甩在我脸上，我傻了，感到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父亲还抬手想打，可再也没抬起来，他眼里涌出了泪水。这是我终生难以忘记的，我知道错在我，现在想来我好后悔——后悔当时为什么没在他跟前跪下。这是我上学时唯一一次因完不成作业被老师留下，父亲，他一生也只打过我这一次、这一下。

　　没过几天，父亲把一杆油绿的“新农村”牌钢笔递给我，这太让我高兴了。那时比我家境好得多的同学也没钢笔用，那可真是宝贝啊，上学放学都握在手里。可是还没乐一星期，新钢笔在学校里就丢了，再也找不到了。父亲为此还长叹了口气，没说什么——那时买一杆新钢笔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

　　为了报答父亲为我买钢笔的恩情，我学习更加努力。有一天夜里醒来，听到父亲和母亲在说话。母亲说：“这孩子好上学，别长大了怕干活啊。”父亲说：“只要这样下去，这孩子准能考上大学，我算好了，他不到20岁就上大学了。”母亲说：“唉，他托生到咱家算托生错地方了。”父亲说：“只要他好好上，咱砸锅卖铁都中。”母亲没接父亲的话。

　　多少年过去了，“他不到20岁就上大学了”这句话使我发奋，也使我为之酸鼻和遗憾。

　　小学快毕业时，双目失明的母亲劝我不要上学了，她说能认得大小尽（农历的大月小月）就行了。母亲还跟我说：“我这一辈子啥也不图啊，就图你长大后，我老了的时候咱家盆里不断米面，灶窝里啥时都有柴禾烧。”我问父亲我还上学不上，父亲说，只要你能上到大学，我拉棍要饭也要供养你啊。

　　眼看五年级毕业就要考初中了，文化大革命来了，小学也上不成课，我们就在学校里背《毛主席语录》。两年后村里办两年制初中，小学毕业的不用考试，都上了初中。1970年冬季，我初中毕业时，全国升高中都不兴考试了，要靠推荐，我上高中的希望在推荐制度下彻底破灭。父亲知道后显得很凄然，他意识到我不能再上学了，对我却只淡淡地说了一句：“那就好好干活儿吧。”那几天他的话特别少，我感到他一下子苍老了好多。

　　我想边干农活边学高中课程，到处找书，高中的没找到，倒找到了大学的教材，我就先自学了王力编著的《古代汉语》。

　　母亲一看我不上学还要读书，非常恼火，逼我回答看书有啥用，我回答不上来。她给我讲了不要我读书的道理：读书是富人家孩子的事，穷人家的孩子读什么书啊，穷人家的孩子要下地割草拾柴。

　　对于我点煤油灯看书，母亲一万个不同意。她说，学生看书，只能趁夜里纺棉花的灯，咱家纺花又不点灯，你咋能一个人点灯看书啊。她时时防着我点灯看书，我不得不早点上床睡觉，等母亲睡熟了再起来点上如豆的油灯。

　　有一次，她摸到我放在桌子上的书，知道我仍在看，一下子把书撕了个粉碎。那是我借人家的书啊，我难过得大哭一场，感到母亲太残忍了。以后看书我格外小心，把书放到她摸不到的地方。

　　1976年底，父亲因病卧床两年了。一次昏迷后被喊醒，他看了看我对我说：“我做了个梦，看见你背着包袱去远地儿上大学了。”我的泪一下子流了出来，真不知道用什么话安慰他。几天后，父亲带着他的梦想和遗憾走了。

　　为了生活，我到大队窑场打砖坯挣工分，那是累死人的土工活。1977年初秋的一个傍晚，我正在泥盘上盘大泥，大队里的大喇叭响了，听到里面播出恢复高考的消息，我一下子愣了。认真听完后，皓月当空，该回家了，可一动身子，才知道还在泥盘里站着。于是我一咬牙做出了决定——只要有口气，我一定要考大学——父亲的梦再次给我了勇气。

　　于是，我到处找书，（有的高中生毕业后去了部队，书还放着）找高考复习资料。为了考上大学，我拼命地学习，一盏小煤油灯不知燎了我多少次头发，半夜之前没睡过觉，白天还要上窑场挣工分。自学高中的数学遇到想不通的地方，偏僻的农村想找个人问问都找不到，累得我口内生疮，舌干如刺，老中医让我喝黄连熬的汤药。药再苦，只要想起父亲的梦，我浑身就充满了力量。

　　当时亲朋多支持我，但也有人说我是有劲没地儿使了，说我没上过高中咋能有高中水平，要是初中毕业能考上，那谁家还让孩子上高中啊？对这些话我已没什么感觉，考上侥幸，考不上认命，我已心如顽石。

　　1977年，全公社几千人参加高考，有9人上了体检线，我名在其中。等我到县城体检完回家，已经有人到村里完成了对我政治上的审查，我感到不妙。往坏里想，我的政治审查大可能是：回乡青年，不安心农村，不积极参加农业学大寨——因为我曾被限制自由，和地富反坏右一起参加学习班，名义就是我在农业学大寨中不积极，支持弟弟在外地拉煤谋生。

　　1977年的高考，虽没被录取，但给了我很大的激励，让我更有自信了。一贯反对我读书的母亲也开始支持我复习再考，她对别人说：“反正管不住他看书，走了也好。”为让我看书，她不让我做饭，自己摸着也要给我做；我出去时有人到家里来，她就吩咐人家可别碰我的书。

　　1978年春天，我到公社高中插班复习时，背了几十斤红薯面交到学校换成馍票。每到吃饭时，我抓几个硬如砖石的红薯面馍，再喝些校院里水车推出来的井水，就着书下肚，我自得其乐。

　　高考分数下来，我达到了本科录取线，那时我还不懂什么是本科专科，本着要上就上名校的想法，只报了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就回家了。后来改报志愿，被（周口）师专录取。有人告诉我，本科是四年，专科是三年，也是大学。我一听高兴极了，上三年也是大学，比上四年的本科好，最起码少挨一年饿吧。因我已知道大学生月供三十斤粮食，我是吃不饱的，家里也根本没能力贴补我。

　　拿了录取通知书回家，母亲跟我说：“要是你父亲能活到现在多好。”

　　1978年也有政治审查，但是同上一年大不相同了。公开而宽松，最后还让我在政治审查表上签了字。

　　临行的前一天晚上，我到父亲的坟前，回忆父亲的梦想和对我的期望。我虽然考上了大学，可是父亲的梦还是未能实现——我已过了20岁的年龄了。

　　父亲去世40多年了，我虽没实现父亲的梦——不到20岁考上大学——可他的孙子替我完成了他的梦，18岁那年考入了一所国家重点大学。

　　父亲九泉之下有知，还会感到遗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