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上将挥鞭，一支铁军越莽原，穿黄沙，千里挺进大别山，完成了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

　　这支队伍就是刘邓大军。

　　刘邓大军声名之籍籍，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恐怕没有哪支军队比它传颂之广以致连目不识丁的村妇野老莫不知晓的了。

　　当年，东起纸店镇西至槐店镇，刘邓大军在今沈丘境内从四处搭浮桥渡过了沙河。而位于今县城之东七八里的下溜集，则是主力部队和刘邓首长渡河的地方。

　　为了寻访远去的故事，笔者来到了县城东去四五里、下溜西北去二三里的锥子楼。

　　锥子楼，今属于东城办事处，已纳入县城的建设规划中。一条笔直的道路西接东环，使它与县一高、县医院、上亿游乐中心等新区的一些地方仿佛仅有咫尺之遥。而绿树掩映下的楼房，错落有致，画图一般，远非是那些耸入云霄的巨厦可以相比的。

　　当然，我选择这里作为走访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我高中的一位非常要好的同学张立新君是这个村子的人。他为我提前约好了三四个年龄在八十岁以上的老人。

　　村子之西，绿杨之下，路边玉米地前的一小块空地，凉风习习，就是2017年7月22日我聆听这些老人怀往忆旧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听说有人采访刘邓大军当年渡河的故事，许多人——包括年轻的男人和妇女们——也围了上来，或蹲或坐，一时使一个五米见方的场地显得格外局促，最终连道路都占据了一半。

　　“从前……”以我对村名的好奇作为话题成为开场，“村子东北角有一小楼，底方上圆，顶似一个锥子，所以村子被人叫做锥子楼。”八十八岁的陈国奋先生腿脚有些不便，但口齿还十分流畅。而一脸斯文、七十七岁的魏兰振先生的说法更像一个美丽的神话：“这村子里有一个小姑娘，下地薅草，捡到一个锥子，在手里拿着玩，无意中从草地里挑出一枚铜钱来，可高兴坏了，接着在草地里找，竟然又挑出了几枚。于是，她草筐一扔，草也不薅了，开始四下里寻啊，找啊……后来，家里用她挑出的铜钱盖起了一座小楼。”

　　“锥子楼我没有见过，但村子东北角的两个庙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见过。” 八十五岁、身体是几位老人中最为硬朗的程得功先生说，“一个叫奶奶庙，一个叫火王爷庙。当时，国民党的飞机从东南方向过来，八路军——当时还都这样称呼——就在庙门前架起机枪扫射。飞机得有五六架，有从东南来的，也有从西北来的。当时，谷子刚割过，谷个子攒在一起，他们以为是人，就俯冲着扫射。再者是葵花地，因为葵花远看像一个人头，也是飞机重点扫射的地方。老百姓吓得四处躲藏，有的钻在豆棵下面，有的躲在棉柴地里。村里一个六十岁的老汉活生生地被吓死了。”

　　“当时，飞机还投了炸弹。有两颗挂在了树杈上，没有爆炸。一颗在三大夫营东头，一颗在武营南边的河湾里。”有人插话说。

　　“大军是那年七月初二半下午从西北方向来的。”在我们的提示下，程玉荣先生——七十年的岁月已让当年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变成了眼花耳背的老人——回忆道，“士兵晚上都躺在场地里睡。炮兵住在村东头，那炮筒子有碗口粗；骑兵住在村子里，战士们还在塘子里饮马——那时的水干净啊，人都可以喝。谁家磨面，还能借他们的马用；干部则住在村子东南角，刚进村的那一天，还在旁边的一个桑树园子里开了会。”

　　“当时，这附近的几个村子——赵楼、马楼、程楼——住满了八路军。挖锅灶，搭帐篷，什么锹啊锯啊，啥工具都是他们自带的，没有去老百姓家里借。”有人道。

　　“大军住了三天就渡河南去了。”陈国奋先生补充说。

　　“浮桥是门板搭起来的吗？”我对这一点一直有疑惑。

　　“门板是铺在上面的。下面排的都是划子——划子就是小船。八路军没到，当地的工作队就提前把划子收集好了。白天搭桥，晚上过军。大军过完两天了，国民党的飞机还对着搭浮桥的地方轰炸个不停。”程得功先生接着说。

　　七十年前的往事，经过岁月的千淘万漉，留给今天的或许就这么多，但我们仍能从这些片言只语里，认识到一段真实的历史，感受一支英雄的部队在它伟大的征程中一个片段所展现的足以映照千秋的光芒。

　　再过二十年，这些老人也将离我们而去，将他们的所见所闻记载于文字，传扬于后世，是我们的光荣，更是我们的责任。

　　毕竟，历史是不应该任它堙没不传的，即使是一些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