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响了，屏幕上显示来电人：天下第一帅。我接通电话，说：“爷爷，我马上到。”

　　在我的号码簿里，老爸也只是“天下第二帅”。其实我只是沿用了奶奶的判断：在奶奶眼里，爷爷是最帅的，连她自己的儿子也比不上。尤其是说起爷爷曾经是阅兵式上国旗方队的一员，说起爷爷的军功章，奶奶的眼里都会放出光来。多年部队生活的习惯一直在爷爷身上延续，虽然他七十多岁了，但走路依然挺胸抬头，特有范儿！

　　爷爷给我打电话的这一天，是2017年7月30日。这一天，在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阅兵。201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大阅兵，我也是在爷爷家和他一起看现场直播的。

　　爷爷曾参加过三次阅兵训练，也许是习惯了军人的走路方式，加上他性格非常内敛，我在大街上挎着他胳膊走，他都有点儿不自在。

　　爷爷平时话很少，有关他的经历，也大多是从奶奶口中零星听到的。平常的生活太容易淹没一些东西，这些支离破碎的往事，也被我一次次忽略了。

　　仔细想想，爷爷的生活中留下了太多军队生涯的印迹：有一次回去，爷爷说楼顶菜园里种的苦菊可以吃了，要去给我们拔一些。妈妈不想麻烦他上楼，就自己去。她上去好大一会儿也不见下来，我就和爷爷一起上了楼，一看，妈妈竟然才拔了一棵菜。问她咋回事，细腻的妈妈指着菜对我说：“唉，你看这菜排列有序、整齐划一，才动了一棵，就乱了队形，看来看去，拔哪一棵都不忍心，实在下不了手。”我忍不住笑起来。还是爷爷动手，给我们弄了一大兜菜。真是奇怪，经爷爷的手摆弄后，每一行每一列的菜，好像从来没有乱过队形。以后每次提起楼上的菜，我和妈妈都会心一笑。

　　在这特殊的日子里，再一次想起这些，总觉得有点不一样的意味，有一种被庄严感包裹着的感动。感动之余又冒出一个念头：我只是阅兵的一个观众， 在这样的时刻就有这么深切的感动，那爷爷作为身处其中的亲历者，又会怎样？猛然意识到，所谓“精神传承”，并不是一个多么宏大的词语，于我们这个家庭而言，就是我应该了解自己的爷爷、了解爷爷的经历。

　　于是，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打破爷爷的沉默，让他多说几句。

　　我很快就到了文明路南段的一个家属院。爷爷1985年从部队转业，就从首都回到了家乡——河南周口，退休后一直住在这个小院里。

　　进了屋，爷爷、奶奶正在看电视。电视新闻里的话题是阅兵，我们很自然地就说到阅兵。交流很融洽，开始，怕爷爷不自在，我不敢拿出纸笔记录。话匣子一打开，爷爷沉浸在往事里，有时为了一个具体的年份，会扳着指头算上半天。趁着这个机会，我拿出纸笔说，我算算，看多少年了。就这样，记下了一些内容，也算理出了一点儿眉目。

　　爷爷1963年入伍，参加了1969年，也就是国庆二十周年的庆典。当时，国庆游行队伍的前面是受阅部队，受阅部队的排列顺序是：国旗方队、国徽方队、陆军方队、海军方队、空军方队。他是受阅部队国旗方队中的一员，第七小队小队长，站在第三排第七个人的位置上。国旗方队要求尤其严格，训练时间也最长，还曾给其他方队做过示范表演。

　　“哇，爷爷，国旗方队，能进去得有多难啊！您有照片吗？让我看看！”

　　爷爷笑了：“哪儿有哇，那时候全团就一个相机，旧得不行，也宝贝得不行。”

　　“爷爷，您那时多大呀？”

　　“我1943年出生，那年26岁。”

　　“应该是爷爷正帅的时候。”

　　爷爷不知道该接什么话好了，伸手去端桌上的杯子。即使他现在头发已然花白，岁月的沧桑写在脸上，但面部分明的轮廓，还是透着一股逼人的英气。他身材挺拔，多年保持不变，更加不变的是他走路时硬朗的姿态。

　　我接着问：“那又一次参加阅兵，是什么时候？”

　　爷爷放下茶杯又一次陷入回忆。他说，1971年时，也参加了几个月的阅兵训练，只是因为政治形势突变，后来国庆庆祝活动取消了。再一次参加阅兵训练，在他转业的前一年，1984年。

　　1984年，也就是北大学生打出了“小平您好”横幅的国庆三十五周年阅兵。刚开始，他做步兵第一方队政委，后来被派去组织游行队伍中的“年号方队”，做这个新方队的政委。年号方队就是抬着“1949~1984”大牌子的那个方队，有三百多人，参加庆典时，他就行走在这个牌子的中间位置。

　　“在这之前，你们得训练多长时间？肯定很苦吧？”我问。

　　“就拿1984年那次来说，1月初，就从全师开始挑选参加阅兵的人了，在严格的政审之后，身高、体型、军姿，都严格把关。15日开始，集中在营房训练。当时，是北京最冷的时候，训练时不能戴手套，手冻得都是口子。从5月1日开始，进入京城北郊的沙河机场阅兵村。夏天这几个月，训练地的机场跑道上没有任何遮阳，除了暴晒还是暴晒。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汗不停地流，停下来时，鞋里都能倒出水来。机场跑道上都是大粒砂子，轮胎底的皮鞋不到一个月就磨出大口子，鞋底磨得没法穿。要说累，是真累，但比起1969年的训练来说，中午还算多了两个小时的午休。1969年那次，早上5点半开始训练，到晚上11点，除了吃饭，就连吃饭时来回的路上，大喇叭都放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按要求走路要踩着曲子的节奏，按照路上画的线，迈着标准的75公分的步子。练完一天后，两条腿常常打弯都难。”

　　“爷爷，这么苦，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就没有打过退堂鼓？”

　　“参加阅兵训练时不知道什么是苦。那时觉得参加受阅是一生中莫大的光荣，心里就一个目标，一定要训练合格，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那就是最高荣誉。怎么可能打退堂鼓呢？这中间，不叫谁参加，谁还会哭鼻子呢。再说，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在家时饭都吃不饱，到部队参加训练，苦都变成一种习惯了。只要当过兵，这一段历史就永远不会忘记。”爷爷感慨着，他的目光很深远，沿着他的目光，我和他一起走进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1964年春天，新兵训练后下到连队。当时，为了让士兵能够多吃点粮食，营里种了一些水稻。为了给庄稼积肥，有一天，管生活的副连长领着从各班挑出的十个人到营里的厕所淘粪。厕所后是一个大池子，要从这个池子里把粪一盆一盆地舀出来，装到一个大桶里，再放到车上拉回去。当时，副连长毫不犹豫地跳进大池子里，从没膝深的粪池里舀出一盆，利落地递给上面的战士。接着副连长指着爷爷说：“你也下来！”爷爷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我不由地皱了皱鼻子：“爷爷，您不怕熏晕啊！”

　　“那时什么也没想，因为受的教育就是遵守纪律，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和平年代，就是能吃苦；战争岁月，就是不怕死，明知道冲上去是死，也要往上冲。这是一种信仰：为了祖国。部队这个环境，就是这么能改变人、教育人。”爷爷说得清清淡淡、自自然然，而一种深深的感动，从我心底涌上来。原来，“祖国”“信仰”这样高大上的词汇，离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退休老头儿这样近，不，不是近，是已刻在他的骨子里。有着这样坚定信仰的人，又怎么会觉得阅兵训练中的苦还算得上是苦？

　　爷爷越说越激动，说，他当兵以后，最激动的事是看到毛主席：“记得是国庆节，在观礼台前与天安门城楼的五个门洞相对应不是有五座桥吗？每座桥上都站着两个卫兵，路边也是十米一个。当时，我就在中间那座桥上执勤。”

　　“爷爷，您能在那么重要的地方站岗，也是经过千挑万选的吧？”我忍不住插话。

　　“那当然啦。”“能想象有多不容易，爷爷，您是不是可骄傲啊？”

　　“那倒没想那么多，就是觉得离毛主席那么近，挺幸福、挺激动的。那时，我们每四十分钟会换一次岗，临时休息的地方就在观礼台下面，离天安门城楼的直线距离不到十米。仰起头，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对着人群抬起手，挥着帽子。真的，那个年代能够亲眼见到毛主席的巨大幸福，你们年轻人是不能想象的。”爷爷眼睛发亮，已有些沙哑的声音里也透出兴奋。

　　“我要说比我们现在‘追星族’看到自己喜欢的天王巨星还高兴，您是不是该生气了，爷爷？”我问得小心翼翼。

　　“那不能放到一起比较。”爷爷答得斩钉截铁，“因为根本没有可比性。”爷爷努力在克制着自己的情绪，我在爷爷的语气里感到一种严肃和庄严。

　　2015年大阅兵之后的那年，我上了大学。进大学的第一个选择是进了学校的国旗护卫队。在训练中，我深深理解了爷爷走路为什么那么有范儿：在训练中，一个动作一天要重复多少遍？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加起来又是多长时间？由此，形成了一种肌肉记忆。当然，这种记忆的速度非常缓慢，需要年深日久的渗透，可一旦形成，想忘记、想改变，也难。这就是坚持的力量吧！不管多么微不足道的举动，只要天天坚持下来，就像肌肉会形成记忆，精神上是不是也会产生一种类似观念的东西？应该是，只是我还说不清是什么，但有一点很明确：原来觉得离自己很远，现在就在眼前，就在身边。

　　听爷爷讲那过去的事情之后，我在电脑上查找历年的阅兵式和爷爷曾说到的地点。我看到了那座他曾经站岗的桥，如果不看到图片，我想象不到一个年轻的士兵站在桥拱的至高点上，以天安门为背景，是怎样的一幅画面……

　　再见到爷爷，我拿出手机，让他看手机里的一张照片，告诉他：“这是1969年国庆时的国旗方队，只不过没有查到照片，查到的所有视频都有些模糊不清，所以我拍下的视频截图也有些模糊。”爷爷接过手机，手有些微微颤抖。

　　隔着几十年的光阴去回望，他还能在模糊的光影中找到当年那个年轻帅气的樊连臣——我的爷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