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文献记载，延安时期的稿酬至少从１９３６年８月就已实行。此时，二、四方面军正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尚在保安，而且硝烟未熄。为“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中央决定出版《长征记》。为此，８月５日，毛泽东、杨尚昆联名向陕北一方面军各部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电报和信函，希望大家积极撰稿，展示长征宏图。征稿信说“来稿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致谢意。”此书由徐梦秋、成仿吾、丁玲编成，于１９４２年１１月出版。这里的“薄酬”是钱还是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样艰苦的岁月，写稿还是付给报酬的。

　　１９３７年５月１０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出《中央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以纪念“八一”节１０周年。为编好军史材料，特组建了一个包括１１人的强大编委会。通知明确说“一切创作稿件和纪念品，送来经采用后，均给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现金酬报。”延安时期尽管生活艰苦，但对文化人的精神劳动是尊重的，稿件采用发表，都付给报酬。

　　延安时期物资十分匮乏，文化人在困难中拼搏，创办了不少刊物。不论是铅印的，还是油印的；不论是内部出版，还是公开发行，在征稿启事中，都说明来稿刊用后，即付稿费。

　　《红中副刊》“征文启事”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延安时期党报最早的“稿约”。它刊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４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内称：“红中副刊已出刊四期了，我们热烈地欢迎同志们替红中副刊写些文章。文艺的、时事论文的均所欢迎。来稿一经登载，将给予相当物质报酬。”这个“征文启事”的落款是“红中编委”。“红中”即《红色中华》报，创刊于１９３１年的江西苏区，是中共的机关报，长征中停刊，１９３６年１月在陕北瓦窑堡复刊。由编委会发布征文启事，足见其郑重。

　　１９４１年９月，延安业余杂技团登报征集魔术、武术、双簧、大鼓、相声等稿件，说“来稿经采用者，致以每千字三至五元稿费。未经采用，但本团认为有保留与研究价值者，亦致稿酬，余稿一律退还。”这个启事的特别之处有二一是以千字为计酬单位，同时照顾到稿件质量；二是留下的稿件也给一些稿费。这是比较合理的。

　　延安时期的稿费有钱、物两种形式。“物”的种类是多样化的，都属于生活必需品之类。

　　“物酬”包括毛巾、肥皂、笔记本、纸张、铅笔等。这些物品当时奇缺，“公家”所发根本不够用。当时，能用上新毛巾和肥皂，就属于“上档次”的人物了，令人羡慕不已。所以，写稿得到“物酬”，是很自豪、很骄傲的大事。

　　还有的“物酬”则是“赠送书报刊”，或是“我们的歌谣出版时酌量赠送”(民众娱乐改进会)；有的刊物刊用后以“本刊为酬”。

　　当年，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著作的出版和发表，都有稿费。他们大都把这些“外快”用于赞助公益事业，或是个人应酬方面。

　　毛泽东的捐助较多，出手也大方。据史料不完全记载，毛泽东仅１９３９年前后的捐助就有下面这些

　　民众剧团是在毛泽东关心支持下，于１９３８年７月４日成立的，主要运用边区群众熟悉的秦腔，演出新戏或优秀传统戏，为老百姓服务。成立伊始，演出服装、道具、汽灯等物资奇缺。无奈之下团长柯仲平找毛泽东“诉苦”。毛泽东当即从自己《论持久战》稿费中，拿出３００元大洋，给民众团购置设备。后来，民众剧团几乎走遍了陕甘宁边区的每个村寨，为民演出，成绩卓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表扬了他们。

　　１９４０年，延安各界纪念“五四”青年节筹委会，发起有奖征文。历时一年多，征得各类作品１５０篇。第二年６月９日，评选结束并颁奖，又是毛泽东慷慨解囊，捐赠３００元当奖金。周恩来、王稼祥各捐２００元，吴玉章捐１００元，董必武捐５０元，这样才使征文圆满结束。

　　此外，毛泽东为支持创办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捐助１００元(１９３９年３月)；为支持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图书馆捐款１００元(１９３９年９月)；为陕北国民党辖区绥德、榆林一带发生的旱灾，捐款１万元，用于赈济灾民(１９３９年９月)；为烽火剧社捐款２００元，以鼓励他们节俭演戏(１９３９年１１月)；为边区教育厅举办的小学教师暑期讲习班，捐款４００元，慰劳小学教师(１９４１年８月)。

　　毛泽东的稿费收入，还用于资助亲朋好友。如１９４１年９月，他为军委机要处代处长黄有凤出资办婚礼，花了２００多元。瓜果、饭菜、新被子，都是用这些钱买的。

　　一般作者得到稿费，多买些书刊或是生活必需品。文化人或专业文学艺术家有了稿费，多是主动与人共享，或是被朋友们“共产”，独自享用的情况极少。这几乎成了一种特有的“时代风气”或约定俗成的“规矩”。

　　（摘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