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从开始接触共产党人，激发抗敌保国卫民的一腔热情，就想到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文化工作。他依靠读书兴国救国，在军中倡办读书会，组织官兵学习知识文化和革命理论，提高部队素质和战斗力，实现其政治主张，坚持民族大义。

　　１９２７年２月，冯玉祥进驻西安担任国民军总司令，成立总政治部，共产党员刘伯坚任主任。吉鸿昌任第二方面军１９师师长，共产党员宣侠父任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派青年政工人员深入连队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吉鸿昌对这些政工人员十分爱护，主动接近他们，同他们亲切交谈。有时他还给政工人员一起下连队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一次，集合营以上军官讲话时，吉鸿昌强调说：“今后部队训练要着重于政治思想教育，不能单纯搞一二一那种老一套，部队如没有政治工作，就没有思想基础了。”为加强思想教育，他将政治工作要点编成口号、问答，印成小册子，教官兵们背诵，要求人人记牢，在早操会上由军官问士兵答，使大家明确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吉鸿昌自己将这些口号书写后贴在床头，经常念诵。他一有空就主动找宣侠父、刘伯坚请教，也经常到苏联派来的军事顾问鲍罗廷、乌斯曼诺夫那里请教。另外，部队驻扎到哪里，他都要带领战士帮助当地人种庄稼、栽树、修路。部队到达巩县后，吉鸿昌说，部队光有大老粗不行，随派人在周口一带几个县招了２００多名高中生、初中生编成学生连。吉鸿昌和政工人员给学生经常上政治课。１９２７年７月，蒋介石召开徐州会议，责令在第二集团军内部进行清党。大批共产党人被“礼送”离队，而在１９师，吉鸿昌顶住没搞，暗中保护了一批共产党员，使他们得以继续开展政治工作。自此之后，吉鸿昌就在部队依靠文化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创办“拂晓读书会”，组织所部军官和士兵学习文化和革命理论，实行以文化强兵壮大军队。

　　１９３０年初，吉鸿昌到陕西后，因有赤化之嫌，被免去十一师师长职务，调任西北军总司令部任副官长；后由于十一师官兵反对，复任吉为十一师师长。之后吉鸿昌又任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三十师师长。吉鸿昌更注重政治工作，要求政训处除了要做正常的宣传和学习文化工作外，还组织了一个官佐执法队，配合军法处检查部队的军容风纪和群众纪律。

　　那时战线往前推移，杞县成了后方，部队很复杂，经常发生抓人、抓牲口的事情。官佐执法队解决了不少军民间的纠纷，成立的宣传队也做些群众工作，有时把军帽借给老百姓戴，过路的队伍就不敢随便拉人拉牲口了。吉鸿昌还责令政训处成立行军图书馆，拿出５００元，购买近两千册社会科学和文艺书籍，组织各处干部轮借阅读，并派地下党负责人张润三、李子纯负责编写士兵识字千字课本，以丰富部队文化生活。

　　这对吉鸿昌所带部队的建设和吉鸿昌的思想转向共产党起了重要作用，直到促使他后来成为一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田乐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