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谊舞进场

　　人民大会堂，这座为建国１０周年献礼的建筑，面积达１７．１８万平方米，比故宫全部的建筑面积还要大。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底，有中央领导人提议，大会堂在不进行重大活动时，向各界群众开放，以密切党和广大群众的联系。１９５８年建成初，人民大会堂每周有一到两次的对外开放日，但在“文革”期间已中断。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７日晚，中断了１５年的首都群众春节联欢晚会再度在大会堂举行，邓颖超代表党中央宣布：人民大会堂将重新向各界群众开放。

　　在这个夜晚，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联欢会上，人们嗅到了舞禁初开的味道。在此之前，跳交谊舞是不被允许的，“文革”期间被叫作“封资修”。

　　同年３月１０日，大会堂东门外的警戒铁栏杆被全部拆除；７月１５日 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会堂及部分大厅正式对外开放。

　　商业化开放渐成“气候”

　　人民大会堂的商业化，也正是从那时候破冰。

　　当时到大会堂参观将收取两角钱的门票；在万人大礼堂“江山如此多娇”的巨幅画前，也特意开设了两个摄影点，收费拍照。

　　不久后一些小范围的演出或电影也陆续开放。

　　进入８０年代中后期，人民大会堂的商业化开放渐成“气候”：各类单位削尖脑袋想进来，最早是一些部委、行业协会办活动，后来是一些国企，再后来外企也被吸引进来，最后民营企业也走来了。

　　李志起，北京一位从机关“下海”的公关策划人，在过去１０年中先后作为“中介”，为大大小小几百家企事业单位承担在大会堂办会的业务。

　　１９９４年大学毕业的他被分配到《人民日报》工作，两年后，辞职“下海”，不久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关公司，最早的业务也与人民大会堂有关，现在他的公司已占据大会堂办会中介业务的１／３。

　　李志起这样解释大家的“兴趣”：一开始，大会堂的政治色彩还相当浓厚，作为首都的心脏地带是权力中心，很多人满怀崇敬和好奇去参会。“毕竟之前大家只能在酒店开开会，后来政策放开，可以到人民当家作主的地方去开会，顺便参观，这对于主办方是很荣耀的事。”

　　李志起还记得另一位“激动万分”的申办者。１９９６年香港友利电讯公司委托，在大会堂举办活动。当那家企业的香港老板第一次走进大会堂时，相当激动，举着相机，甚至越过了警卫隔离开的地方。“那时１９９７年还没到，香港尚未回归，他的激动可想而知。”李志起表示。

　　另一个与香港有关的故事是２００６年１１月，东风汽车公司委托李志起在大会堂举办新闻发布活动时，相中了香港厅，这个厅在诸厅中面积最大，装潢精美。香港厅自１９９７年建成后，鲜有对外出租。人民大会堂管理机构犯难了，因为该厅靠近南门，楼上便是一位副委员长的办公室，此前极少出租。犹豫之间，东风汽车公司特地托人征求了人大常委会一位领导的意见，最终得到批准。

　　现在，无论几千人的大会，还是几十人的小会，如果资质合格，又恰好赶上相关的厅未被国是会议使用，都可以租用，只要执行严格报批手续即可。

　　但开放并不等于申请容易。在人民大会堂办会，哪怕仅一小时，申请程序也是非常严格。一切办会申请需提交负责大会堂日常管理维护的人民大会堂管理局。

　　内部改革：国宴厅卖份饭

　　与人民大会堂对外开放相对应的是，自上世纪８０年代开始，人民大会堂也开始了自身的变革。一个管理细节是，到１９８４年，国宴厅甚至开始为旅游者提供“份饭”。

　　时任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的苏秋成说，国宴厅卖份饭，既有参观群众的需求呼吁，也有上级领导的支持。

　　这仅是大会堂诸多企业化改革事项的一个。苏秋成介绍说，１９８４年，人民大会堂正隶属于中共中央办公厅管辖，时值中直机关部分下属单位推行企业化管理改革试点。

　　在８０年代，大会堂年财政支出每年约为几百万元，几乎没有收入来源。于是大会堂管理局向“中办”递交了一份“五年改革设想”，希望试行部分企业化管理，保证逐年减少行政经费，力争５年内达到自给。当时的中办主任马上批复：同意。

　　从１９８４年起，人民大会堂和部分行政机关，开始试行部分企业化管理。

　　开始的五年改革，被称为大会堂“挖潜”及“开源”的重要开始，“既算政治账又算经济账”，从那时起，大会堂“悄悄”实施了多项改革：万人大礼堂可以参观，宴会厅可以就餐，会议厅可以租借。尽管审查手续严格，但开放的小窗口，已经是国人欣喜的大窗口。

　　改革仅两年，到１９８６年，大会堂的行政经费完全实现自给自足。到１９９１年，大会堂经营总收入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２０００万元。１９９０年４月创办了自己的经济实体——人民大会堂综合服务开发中心。

　　历经近３０年的自身改革和对外开放之后，人民大会堂对处理各种疑问也更加从容。 （摘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