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宏岐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撰文指出，隋唐时期帝王行宫为数众多，主要集中于京师长安、东都洛阳的周围及两京道上，尤以避暑行宫的数目最多而且也最为重要。隋文帝仁寿四年发生的仁寿宫之变，是隋代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杨广、杨素在政变之后秘不发丧，是为了让杨素之弟杨约有时间控制京师大兴城的局势。仁寿宫与京城有一段不短的距离，政变的消息不易传到京师，这为杨约轻松控制京城局势、确保政变最终成功提供了可能。唐代都城建置对国家政治格局固然颇有影响，但宫廷革命的成败却并非只表现在宫城北门的得失这一个方面。隋及唐初的帝王们对不同的行宫有着不同的偏好，但他们对于某些行宫的频繁临幸和长时间居住，使这些行宫充当着临时性政治中心的角色，也就是说，客观上形成了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都城，另一个是帝王所幸的行宫。帝王们在巡幸行宫期间，固然享受了生理或心理上的快感，但同时也为宫廷政变的发动者提供了绝佳的时机。在行宫中发动政变的一方要想获得政变的成功，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对相关行宫的控制。这一观点，可视为是对陈寅恪“玄武门学说”的一个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