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还儿子清白

　　虽然儿子进了监狱，但是匡代耘并没有放弃。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上旬，他决定去找受害人了解情况。通过太和塘镇一些运煤司机，他了解到了两名受害车主的地址。

　　到了邵阳县，他先去找受害人吴收莲，但她因故不在家，已经去了广东。她丈夫要他去找另一名受害人黎明。匡代耘找到黎家，见到了黎明的父亲黎三元。

　　匡留了个心眼，说自己是祁东县司法局的干部，想了解黎明被抢案的一些情况。他随口问案发是哪一天，结果黎三元说是４月７日。匡代耘大吃一惊，以为他记错了。黎三元连忙解释，他有账本记载。

　　黎三元翻出了那本账本，匡代耘发现４月７日那天记载的是送煤一车，一共１８５０元，欠３５０元。而在下面一行，则清楚地写着：“晚上９点半被抢走１６００元，手机一台，驾驶证一本”。

　　而在１０号那天，记载的却是：“下雨。”

　　匡代耘问“下雨”是什么意思，黎三元回答说就是下雨，没有出车。

　　听到这里，匡代耘说自己的心都要跳出来了：发案时间是４月７日，那个时候匡增武还在拘留所，这就意味着他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

　　他怕弄错了，又进一步了解情况。黎三元解释说，日记是他妻子记的，记账有两个原因，一是跟他儿子结算工资（他的车，儿子帮忙开），二是有些煤送出去后没收到账，要记下来。

　　他连忙让黎三元出了个发案时间是４月７日的证明，然后跑到衡阳拿给中级法院的法官看。法官没有表态。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中旬，匡代耘和他的叔父匡栋再次去了黎家，将账本复印了回来。

　　之后，他们想到自己取证不具权威，又回到祁东聘请一位律师再次去了邵阳县黎家，律师做了询问笔录。这次见到了受害人黎明。黎明告诉他们，当天他收了１５００元货款，身上带了１００元，正好被抢了１６００元。黎明还说了当时辨认疑犯时只见了一个人。

　　律师又找到受害人吴收莲家，仍然没有见到她，她家也没有记录，不过提供了买煤老板的地址。

　　回到祁东后，匡代耘和律师又先后找到黎明和吴收莲卖煤的买主。

　　两个买主都记了账，日期都是４月７日，他们记账的金额跟卖主描述的完全吻合。其中黎明的买主记录的是：“付司机１５００元，下欠３５０元”。为了让证据进一步有效，匡代耘在律师的建议下请了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先后去了４个地方，对证据进行公证。

　　衡阳人大监督调查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６日，匡代耘代儿子上交了刑事申诉书，提交了相关证据，指出案发时间实为２００２年４月７日，非４月１０日。

　　然而，衡阳市中级法院驳回了这一申诉。法院认为受害人报案时说是４月１０日被抢劫，虽然现在出具了证词证明４月７日是发案时间，但该证词未能说明其为什么当时向公安机关陈述是４月１０日晚发案的合理解释，因此该证词不予采信。

　　匡代耘说当时就像被一盆冷水当头浇下。之后他到湖南省人大、湖南省高院上访。

　　省人大要他找衡阳市人大内司委。衡阳市人大内司委在认真看了他们的证据后，决定调卷审查。内司委主任杜建章亲自带人到监狱会见了匡增武。同时，他们委派祁东人大内司委到证据地点复查。复查的结果是，匡代耘采集的证据是可信的。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全国、省、市三级人大代表到祁东视察，祁东县公安局长向三级人大代表汇报了此案。

　　对于发案时间弄错的原因，一种说法是派出所将原始报案材料弄丢了，凭记忆认为是４月１０日，而被害人因为事隔几个月，也没有注意到时间的差错问题。

　　当时的衡阳中级法院负责人也在场，竟然当场批评祁东公安局长不该承认此案是错误的。

　　后来，衡阳市公安局再次派员调查，结果与祁东公安局一致。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７日，衡阳市人大正式将此案向衡阳市公、检、法三个单位交办。可纠错工作并没有顺利进行。

　　直到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在衡阳市人大会议上，衡阳市中级法院的工作报告第一次没有被通过，而衡山代表团又提出了要尽快纠正匡增武案的议案。在这种情况下，纠错程序才真正启动。

　　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７日，衡阳市中级法院作出了对匡增武抢劫案再审的决定。

　　洗脱罪名

　　在监狱里服刑的匡增武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但是又非常怕这个希望成为空想。

　　２００７年中秋节前一段时间，他父亲打电话告诉他很快就要出狱了，高兴得他开始蓄起头发。但是到了父亲约定的出狱那天，还是没有动静，灰心的他又将头发剃掉，决心将刑期服完。第二天，他打电话给他父亲，要他带点生活费来。

　　匡代耘回复儿子，“明天我就来接你，还要什么钱啊！”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７日，匡代耘被释放。到这个时候，他已经失去自由５年１个月又两天。

　　人虽然已经获得了自由，但再审却迟迟没有动静。

　　一直到一年之后，祁东县法院才开始再审。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在衡阳市人大交办整整３年之后，祁东县法院作出再审判决，认定匡增武被指控的抢劫罪名不成立，判决他犯寻衅滋事罪，执行６个月有期徒刑。（完）（洪克非）